刘伯承与彭德怀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中，结下深厚情谊，也存在鲜为人知的误会。这些误会并非出于私心杂念，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                                                                                  军事理念各持己见     历史的暗角始自1933年2月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离职。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少有的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有“党内孙武”之称。刚进苏区，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但“洋派”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刘伯承被迫卷入“土洋”之争。     第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令红一方面军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那里的国民党军有近万人。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说：“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有利地形，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自损三百余人。     见此情景，彭德怀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刘伯承在瞎参谋。” 实际上，刘伯承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坐下来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瞎指挥，都记在刘伯承的账上。                                                       百团大战争论不休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129师师长，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二人恰好进行一次调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这一时期，两人配合还算默契。     1944年4月，在晋冀鲁豫军区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族根据地现状的报告》，无可避免地提到“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缺点。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过早暴露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挥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优势，部队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     刘伯承的报告一出，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毛泽东觉得，刘伯承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总结，在两位老帅中间，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                                                               新旧纠葛是非难辨     解放初期，刘伯承一手打造了南京军事学院，为全军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材。     然而，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4月，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1957年2月，工作组开进军事学院。最终，工作组给军委的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调查报告这样定调，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自然难辞其“咎”。     1958年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苏军）‘十大打击’，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彭德怀也在军委的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说的这个事情，出于一场误会。长征时，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接受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明倔强，作 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后来发展到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余天云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谁也没料到，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折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对于此事，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毛泽东也说：“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 了短见，怪不得谁。”    然而，在彭德怀具体“指挥”下，解放军高层批判“教条主义”推向了高潮。     此时，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进京闲居。     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摘自《党史纵横》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