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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9-22 信息来源：宛城区党史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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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区地方党史简要回顾
一、南阳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宛城区的前身－－南阳县，地处南阳盆地的中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个富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一片英雄和光辉的热土。在旧中国风雨如晦、日月无光的年代里，无数革命先辈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解放，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
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南阳县是豫西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中心和活动基地，是豫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后方，是新四军领导下的桐柏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输送共产党领导骨干的大学校。
南阳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时，南阳县籍同盟会员徐万年、王鹤年在武昌起义中首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1913年，白朗（河南人，他领导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起义时，南阳县人民响应义军攻克南阳。1919年，南阳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掀起势如潮涌的革命浪潮，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分子南阳县镇守吴庆桐的镇压，但是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在全县广泛传播。南阳县商会要求商号停止购销日货的决定，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23年4月，河南省立五中（南阳市一中前身）、英资专修学校、县立一高小、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商会等学校或团体冒雨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保我疆土。1925年，南阳城内各校学生一致举行罢课，发动成立南阳沪案后援会，开展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在此起彼伏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运动才有了正确的方向。
二、南阳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在南阳县建立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1926年5月，南阳县诞生了南阳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南阳支部。中共南阳支部建立后，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组织了此起彼伏的反捐税斗争和抗粮斗争。风起云涌的革命狂飙，震撼了千里盆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英、美、法、意、日五国把持，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要求，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北京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学生们的正义要求，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地民族工商业者举行罢市，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奋起，使五四运动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的伟大革命运动。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时代潮流，进步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通过各种途径接受新文化、新思想。
五四运动的兴起，在南阳大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2年至1925年在外地接受新思想的南阳县籍青年学生许岳、许岱、李好信（李诚）、刘友三、杨士颖等人回到家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共组织在南阳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确定，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要求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由于河南的战略位置重要，是西入川陕、南下荆襄的交通要地，成为各派军阀的必争之地。为此，周恩来又对在南阳成立共产党组织作出具体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上海党组织派遣在上海大学上学的南阳县籍共产党员杨士颖回到河南工作。杨士颖回到河南后，与中共豫陕区委取得联系，中共豫陕区委派杨士颖与当时在中州艺术学院任教的共产党员刘友三联系，杨士颖通过培养考察，发展刘实中入党。为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分析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一致认为必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投身革命，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认为把支部建立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刘宋营村较为适宜：一是可以利用刘实中之兄刘鲁门是冯玉祥部下的参谋长作为掩护，来开展党的活动；二是红枪会首领刘陈善家住刘宋营，他具有正义感，威望高、实力强，可以成为共产党组织教育、争取和利用的对象；三是刘宋营村位于城南30余里，比较偏僻，周围村庄没有驻军，反动统治势力相对薄弱，便于开展工作。
1926年5月的一天，是南阳县历史上最光辉的一天。刘友三、杨士颖、朱冠洲三人一同到刘宋营村刘实中家，以打牌作掩护召开会议，学习共产党宣言，成立中共南阳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南阳地区诞生的第一个支部，书记刘友三，青运委员杨士颖，军运委员朱冠洲，农运委员刘实中。会议研究决定以刘宋营村为基地开展党的活动，以吸收工农为主、吸收青年知识分子为辅，尽快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把农运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教育红枪会上。
三、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斗争
中共南阳支部刚刚成立，开展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刚从城市学校来到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热情虽然很高，但发动农民群众，做好农运工作则缺乏经验，而且由于家庭出身、宣传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还一时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党支部决定从办学入手开展工作。他们自筹物料和笔墨纸张，自任教员，办起一所义学，招收本村贫苦农民的60余名子女入学。月余后，觉得学校只收儿童影响不大，而且义学的名称太陈旧，缺乏革命性，遂将之改成平民学校。同时增设农民夜班，入学的青年农民达60余人。他们着重在农民夜班中讲解党内编写的故事体《李东山小传》，宣传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及地主剥削农民的不合理性，教育农民只有打倒地主豪绅，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过上人人平等的生活。他们教农民学唱一些革命歌曲，从中宣传革命道理。在讲到解地主剥削农民的不合理之处时，刘实中主动将自己家里收佃户的顶金（押金）退还给佃户，取得农民对党的信任。通过艰苦细致的教育发动，贫苦农民对他们由冷淡疏远转为亲近信任，并有了共同的语言，参加夜班学习的人越来越多，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
根据中共南阳支部研究的意见，刘实中、杨士颖等认真做好红枪会的教育工作。南阳县的红枪会是在兵匪为患的情况下，群众为了防匪自卫，自发组织的民众武装团体，人数较多，势力较强，活动范围也比较广。南阳红枪会首领中，威望最高的是刘宋营村的刘陈善，此人农民出身，为人耿直，办事公道，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在刘氏家族中辈分较高，以善于排解纠纷而闻名，很有号召力。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武装势力拓展到县境以外。1926年8月，南阳支部领导红枪会，与当地驻军樊钟秀部开展了抗粮斗争，迫使该部将40牛车军粮减为1车，保护了农民利益。
四、发展壮大共产党队伍
1926年10月，从开封和上海去武汉报考军政分校未被录取的中共党员刘福僧、刘协中回到家乡，参加南阳支部工作。南阳支部还发展了农民党员刘同寅。
1926年冬，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指出：“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才能得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政权推广及各省。”中共南阳支部派刘友三、杨士颖、刘福僧参加国民党南阳县党部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他们以这样的合法身份，公开参加集会，到各中学给师生演讲，散发进步书刊，传播革命真理，激发青年学生参加革命。1927年2月中旬，奉上级指示，中共南阳支部主要成员同赴武汉参加北伐。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共“八七”会议，彻底清算和解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我党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27年8月，从北伐军到河南省委工作的刘实中和在省农协工作的刘福僧、刘协中，由中共河南省委派回南阳，恢复了中共南阳支部，刘实中任书记。刘友三及在外地工作的南阳籍中共党员刘一夫、张芬远、闫寄超、李好信等人，相继回到南阳，参加南阳支部工作。南阳支部恢复农民夜校，从农民夜校党员中发展农会会员100多人，发展农民党员42人。南阳支部通过驻军佘亚农（中共党员、旅长）收枪30余把，把潘庄、吴庄建设成党的武装基地。鄂北襄枣游击战争失利后，20多名有游击队员转移到刘宋营休整。
9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中共南阳支部扩建为中共南阳特别支部，刘友三任书记，刘福僧、刘实中、朱冠洲、刘协中为委员。特支决定以南阳城区为中心，加紧开展军运和青运工作。特支派刘友三、刘福僧以五中教师身份开展学运；派刘协中、张兆戊等到驻防县城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独立第一师宣传处工作，建立中共第一师宣传处支部。到年底，南阳特支建立支部3个，发展党员60多人，占南阳地区党员总数200多人的近三分之一。
1927年秋，八里岔进步人士闫权之发动农民，斗倒了溧河劣绅乡长杨廷安。
192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派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到南阳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整顿各县党组织，建立南阳特委，统一领导豫西南党的工作。刘明佛在建国军第一梯队队部，以队长朱宗朝请客为名，召开豫西南各县代表会议，南阳、新野、唐河、邓县、泌阳、新野等地及军队党组织派员参加，成立以南阳支部为核心，将南阳特支改建为南阳县委，刘友三任书记，刘福僧、刘实中、朱冠洲任委员。会议确定了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工作思路。3月，县委通过南阳县长陈子坚（共产党员）建立以农会会员为骨干的南阳县农民自卫团（当时群众称之为赤卫队，1929年12月改编为南阳县民团常备队），共产党员刘福僧、马振海、黄少度分别任团长、队长和教官。自卫团经常集中在尤桥南的大庙里，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不久，黄少度带40余人枪攻打兴隆观北殷庄。4月中旬，刘福僧派马振海带领自卫团小分队武装夜袭国民党白秋镇税务局，摧毁税务局，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共产党为民除害”的口号，打响了豫西南地区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五、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明确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反革命的势力超过工农的力量。但国内的社会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冲突在日益发展，“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党的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起义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这是党的工作中心的一次重要转变。由于当时豫西南党组织与上级联系中断，未能及时接到六大精神。
由于河南省委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不能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192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河南省委，把全省分为豫南、豫中、豫北3个区委，建立9个中心县委，由中央巡视员直接领导。南阳党的工作划归豫南区，由信阳中心县委领导。5月中旬，根据信阳中心县委的指示，南阳特委在三十里屯召开各县代表会议，南阳、唐河、泌阳、邓县和鄂北党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撤销中共南阳特委，建立中共唐河工作区中心县委（也叫唐河健全委员会），郝久亭任书记，刘福僧等任委员，机关设在南阳县三十里屯（紧靠白河东岸，曾是宛襄水陆交道必经要镇，东西过往之渡口，生意兴隆，颇为繁华）。随后，郝久亭、刘福僧、李自宾等在南阳县黄树庄召开城区各学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要求以合法的形式开展活动，在斗争中壮大党的组织。会后，宛南公立中学党小组控制了学生文艺团体青光社和校刊《青光》的编辑工作，使宛中成为党领导南阳学生运动的基地；中共党员李自宾在南阳城区发展一批学生入党，建立了省立五中党小组和南阳县立师范学校党小组，指导三十里屯师生驱逐校长闫国盈，由共产党员李德吾接任校长，并接纳部分外地党员到校工作，成立中共三十里屯支部，使该校成为南阳城南党的重要活动阵地。中共三十里屯支部发动群众成立“庄稼社”，为掩护建立农民协会，办起农村夜校，同时对敲诈勒索群众的地霸劣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9月中旬，中共中央巡视员郭树申巡视豫西南后，于28日至29日在南阳县三十里屯小学指导召开豫西南各县代表会议，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豫西南工作的经验教训，改中共唐河工作区中心县委为南阳中心县委（区印刷厂东边小街19号），制定关于政治、组织、宣传、农运、兵运、济难会及团的工作决议案，指导今后党的 工作。
六、发动军运和学运
1929年9月，杨虎城（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率部驻防南阳县城，兼任南阳守备司令，总揽南阳地方军政大权。杨倾向革命，其妻谢葆贞，其秘书米暂沉、宋绮云、赵莘仁、陈子坚均系中共党员。该部党员通过组织中共党员姚洗心（原中共南阳特委交通员）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以驻军名义全力支持地方党的活动，并在1930年2月在该部建立中共军队运动委员会。毛泽东1945年1月在接见派往该部的周仲英、张西鼎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在1962年同孔从周的谈话中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中共中央于1981年再次肯定杨部的性质。
杨虎城先后委任其秘书、中共党员陈子坚、米暂沉为南阳县县长。陈子坚、米暂沉在任县长期间，和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任务改造、建设地方政权，全面贯彻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全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3月，在杨创办的教导大队建立中共教导大队委员会，并在教导大队4个中队中分别建立起由中队长任支部书记的中共支部，发展中共党员100多人，占该部总人数的20%还多。此外，中共在杨部第一旅直接掌握17个连2000余人枪。
1930年1月，宛中党支部发动驱逐旧校长王言的学潮，在驻军杨虎城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虎城派军警把校长和学校食堂管理员捆绑游斗后，交县政府查处。加强党对学生会的领导，组建学生纠察队，成立少年先锋队和少年歌咏队。
宛中学生会联合省立五中（现南阳市一高）、南阳五师、南阳女中、南阳女师、赊镇二小等学生会，成立南阳学生联合会，由共产党员戴肇端、魏士华、赵子录负主要责任。南阳学联走上社会，揪斗南阳县商会会长、恶霸先登云，驱逐石桥恶霸徐旭升，组织学生到城南八里岔等地开仓放粮，在县城周围产生巨大社会反响，有些农民把控告土豪劣绅的状纸送到学联公断，学联行使政权组织职能。2月，在县长陈子坚支持下，中共南阳中心县委派湖北樊城中共党员李淑青任南阳女师校长，派南阳中心县委书记郝久亭、信阳第二女师中共党员樊献珍到女师任教，并调女中学生党员到女师学习，成立中共南阳女师支部，把女师建设成为我党的活动基地和骨干分子培养基地。
七、大力开展工人运动
1930年2月，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在发动农运、学运、军运的同时，大力发展工运。以中共党员张鸿宾、张鸿池为首，在成立地下党联络处的同时，组建印刷业工会（青光社），发展会员百余人，领导工人运动；在手工业中组织手工业工会，有会员数十人。社会各阶层都成立起由我党直接控制，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自治团体（政权机构），组织工人运动，开展革命宣传，声援学生运动。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在省立五中隔壁创办“新华石印馆”，培训党员，印刷文件，进行党的联络。
今天的南阳市新华东路76号，是中共南阳地下党秘密联络站——张鸿宾石印馆的旧址。走进这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但当年张鸿宾、张鸿池 兄弟俩进行的 秘密革命斗争却是那样地惊心动魄。
张鸿宾，南阳市人，在省立五中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引导胞弟张鸿池走上革命道路。张家以开石印馆换取微薄收入，勉强维持全家生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位于南阳城东关大街的鸿宾石印馆，成了南阳共产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兄弟俩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以开石印馆为公开职业作掩护，进行秘密的联络工作。这个不起眼的石印馆，为南阳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武装斗争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南阳地下党组织大量的宣传品、文件在这里印刷，一些马列主义的读物和进步书刊也是由石印馆转送或印刷；地下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和一些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也是在这里秘密进行。该石印馆成了南阳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阵地，是上级党组织和南阳党组织取得联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1932年春，国民党为配合对襄（阳）枣（阳）宜（城）根据地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特在南阳设立了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国民党 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镇华为鄂豫皖边区“剿匪”督办。刘部到处设置关卡，随意搜查行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鸿宾石印馆，因经常有不同身份、不同相貌、不同口音的人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
1932年7月下旬的一天，刘镇华以“查户口”为名，派军警突然闯进石印馆，将张鸿宾、张鸿池兄弟二人逮捕。敌人视二人为“要犯”，施以重刑，妄图从他们口中获知南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但二人视死如归，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党的秘密。国民党特务一次又一次地对张鸿宾兄弟俩严刑逼供，威逼他们供出地下党的情况。但敌人每一次得到的都是三个字：“不知道！”有一次，敌人将鸿宾兄弟押出来审讯，鸿宾愤怒地说：“我就是红军总指挥，狗东西们领赏去吧！”哥哥的言传身教，使弟弟鸿池更加坚强。鸿池面对敌人怒目而斥：“我们兄弟俩都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杀就杀，勿须多言。”鸿宾的腿被打断了，鸿池也被打得浑身是伤，但仍坚贞不屈，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派特务到监狱对张鸿宾兄弟说：“你们年纪轻轻的，又会石印，生意也不错，又不缺钱花，为什么要干共产党呀，干共产党有啥前途可言，为此而死不值得。你们真死了，家中老小谁养活？只要你们两个多多少少说出一些共产党的情况，保证马上释放你们。”鸿宾听后冷笑到：“想从我们嘴里得到共产党的情况，你们算瞎了眼！至于家中老小用不着你们操心，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
半年的铁窗生活，使鸿宾兄弟二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意志却更加坚定。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途经鄂北、豫西南一带，向西实行战略转移。刘镇华部派一个旅阻击，被红四方面军一举击溃。刘镇华恼羞成怒，硬把这次惨败归咎于南阳地下党向红军通报了情报。于是，决计除掉张鸿宾兄弟二人，以泄胸中之愤。但公开处决，又怕众怒难犯和社会舆论谴责，遂决定暗下毒手。1932年底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反动军政当局派刽子手把鸿宾兄弟二人从监牢中押出，推向监狱西南角（现市法院家属院西南角）临时立起的绞刑架前，把绞索套在他俩的脖子上。这时，一个敌警官哑着嗓子恶狠狠地说：“你俩到底招不招？现在招还不晚，再给你们最后一点时间，是死是活赶快选择！”鸿宾大声说道：“对你们这些强盗有什么好说的？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鸿池也高声呵斥道：“你还问什么，赶快动手吧！”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象是在为两位壮士送行。残暴的敌人见从他们兄弟俩嘴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便令刽子手拉紧了绞索——就这样，兄弟二人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当时，鸿宾年仅25岁，鸿池只有21岁。他们以自己的壮举，实践了丹心报党的忠诚；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完成了壮丽的人生追求。后人曾称颂他们道：
绞刑架下当含笑，白雪裹尸九重归。
松涛鹤泪由有根，翎原双烈万年辉。
八、掀起革命斗争浪潮
4月下旬，在中共南阳中心县委领导和杨虎城部党组织的配合下，南阳学生联合会发动党员和学生积极分子在城内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闹市演讲，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5月1日起，组织全城各校师生和部分群众，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名义，举行盛大集会，并连续3天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游行示威。杨部教导队党组织发动全体学员参加，给予大力支持。当遭到国民党南阳县党部反动分子李楚白阻挠时，青年学生砸毁县党部，痛打了李楚白，并在宛中礼堂举行盛大晚会，庆祝胜利。5月30日，各校师生召开“五卅惨案”五周年纪念大会，女师党支部书记樊献珍在会上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国民党南阳县党部筹委张省三败坏女师名誉，该校党支部发动学生游行示威，再次捣毁国民党南阳县党部，痛打了张省三。这个月当时被群众称为“红五月”。
1930年1月，南阳中心县委在三十里屯召开会议，决定推动农村开展“分粮”斗争和种种日常斗争，准备以南阳为中心发动游击战争，并与鄂北、豫东南扩大联系和声援。南阳中心县委接到中共中央关于鄂北和南阳两地党组织合并的指示，确定鄂北襄（阳）枣（阳）、均（县）房（县）、豫南桐柏、邓县4个暴动区和发动杨虎城部第一旅兵变（由驻防南阳县城的教导队接应），并确定农民起义和兵变成功后的行动方向是以南阳为中心，建立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
3月，中共三十里屯支部委员闫仁瑞在黄台岗村召开周围52个村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控诉了劣绅乡长闫云清的贪污罪行，罢免了他的职务，推举同情革命的刘海亭任乡长，宣布成立农民协会（当时群众称之为“苏维埃”），推选闫仁瑞为农协会会长，树起了绣着镰刀斧头的农协会大旗。随之，国民党反动派在南阳县各地成立了镇压共产党和监视杨虎城部队的特务组织，把一个名叫耿纯的特务，派任南阳县公安局长。耿纯一到南阳，便网罗党羽，安插亲信，四处活动，搜集情报，不仅使杨虎城部队的活动受到限制，对共产党的地下斗争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耿纯还是一个嗜财如命之徒，身为公安局长，却“驴头伸进马槽中”，抢起了税务局的“生意”。他以维持治安为名，在全县各大集镇成立公安分局，设立关卡，强征苛捐杂税。对三十里屯这个有名的集镇，更不放过，派他的亲信胡正元任三十里屯公安分局局长。胡正元是个干芝麻杆也要榨出四两油的吸血鬼，一走马上任，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凡是过往商旅，无论是肩挑车拉，必须个个出捐；街上坐商小贩，更是家家不漏。村里老百姓上街卖几个鸡蛋也要被刮取几文。还有什么纺花税、卖布税、卖菜税、门牌税、查门店捐款等等。敲诈勒索，无所不有。群众恨之入骨，说他是“天上的大雁从三十里屯上空飞过一趟，也得留下三跟毛”，把三十里屯和附近的村庄折腾得鸡犬不宁。
对于耿纯的反动劣迹及其爪牙的胡作非为，卅里屯党支部及时向南阳中心县委作了汇报。中心县委书记郝久亭与杨虎城部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经过反复计议，决定利用蒋、杨之间的矛盾，剪除耿纯，拔掉蒋介石安在南阳的这颗钉子，为受迫害的人民雪恨。为此，中心县委组织学生联合会和印刷工人青光社（工会）发动学生、职工2000余人游行声援。在县长米暂沉（中共党员）的支持下，杨虎城被迫下令枪毙了耿纯、胡正元。随之，三十里屯党支部、十里铺党小组等党组织纷纷组织“农民借贷会”，到恶霸地主家分粮渡荒。城内宛中宣传队也到城南八里岔，将一个杨姓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在全县掀起了借粮潮。
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
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南阳县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和开展的抗日斗争的影响下，也纷纷行动起来，英勇抗击日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使南阳城乡各地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8月，中共鄂豫边省委派郭以青回南阳“负地下党全面责任”，筹建领导南阳各县党的领导机构。10月，在复兴中学成立中共南阳特支，郭以青任书记，袁宝华、葛季武任委员。根据河南省委决定，中共南阳特支先后改建为中共南阳中心县委、豫鄂陕工委（书记李炳之）和中共豫西南地委。中心县委、豫鄂陕工委和地委的领导机关都设在南阳城内，南阳县的党组织直属其领导。
1937年10月，宛属平津同学会成立，并在南阳县城乡设立了分会。宛属平津同学会位于南阳市新华东路的新华宾馆院内，有一座古老的大殿，那雕饰精美的殿角飞檐，青砖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甚是壮观。抗战时期，南阳地区党的外围组织——宛属平津同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在那民族危亡的历史紧要关头，同学会的热血青年们，唯民族利益是举，奔走呼号，为抗日救亡而呐喊，为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而疾呼，为八路军的辉煌胜利而高歌，将革命的种子撒遍了唐、白河畔，把抗日的烽火点燃到伏牛、桐柏山中。同学会连同青年学生们的壮举，为南阳的抗战史涂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举国上下进入全面抗战状态。这时的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抵抗日军侵略的强大呼声，接受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共产党动员民众，发展力量，进行抗日斗争创造了大好时机。
南阳居豫鄂陕三省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南阳抗日斗争的领导，1937年8月，中共鄂豫边省委派郭以青回南阳恢复发展党组织。10月，中共南阳特别支部成立，郭以青任书记，葛季武和返宛北京大学学生党员袁宝华为委员。
平津沦陷后，在北平、天津等地求学的南阳学生先后返回南阳。这批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学生聚义相商，一致认为：在国土沦陷、众多同胞惨遭杀害的生死存亡关头，决不能熟视无睹，坐以待毙，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组织起来，，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正当青年学子们慷慨激昂地商讨着如何开展抗日救亡之际，共产党员郭以青、袁宝华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的指示精神，主动和这些莘莘学子取得联系，引导他们仿效外地平津流亡同学的义举，组织宛属平津流亡同学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议一出，大家纷纷响应。于是，由郭以青、袁宝华、张剑工、张曜午、陈玉玺、李新章、乔毓秀等人为主筹备成立宛属平津流亡同学会，并在《宛南民报》上刊登了筹备启事，还拟定了会章草案。为使同学会成为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取得合法地位，他们走访并得到驻宛东北军军长刘多荃的支持，最后正式呈请国民党南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备案。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军民抗战情绪日炽，南阳专属迫于形势，批准了建立同学会的呈报。1937年10月4日，宛属平津流亡同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南阳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和军政要员均到会祝贺。引人注目的是，时任河南省第六区联防处主任的别廷芳也到会祝贺。别廷芳除对同学会的成立给予肯定外，还对会名提出异议：你们都是南阳人，都有家，河南大学等校也都迁到南阳境内了，想上学可以上学，想做事可以找专员（朱玖莹）。有家住、有学上、有事干，怎么能算流亡呢？“流亡”二字不吉祥，应该删去。同学会几名骨干商议后，决定采纳别廷芳的建议，去掉“流亡”二字，改称宛属平津同学会。大会通过了会章草案，选举郭以青、袁宝华、张曜午、张剑工、陈玉玺、勇秀杰、乔毓秀等组成常务干事会，下设组织宣传、交际联络、总务三个股，袁宝华、张曜午、张剑工分别任股长。
同学会以南阳城为中心，在附近乡镇设立了瓦店、青台、赊镇和新野、唐河、南召等分会，从而吸引了大批青年投身其中。在同学会的影响和支持下，宛属妇女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南阳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浪潮。这当中，尤以宛属平津同学会所开展的活动引人注目。
同学会在南阳县民众教育馆创办了《救亡》周刊和《炮火》壁报，设立战局电讯、全民抗战、救亡通讯、时局述评等栏目，广大读者从刊物、壁报上介绍的平型关大捷等胜利消息中，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同学会在办刊办报的同时，还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他们经常深入城内各小学校和公共场合，教唱《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等歌曲。他们还深入农村，进行演唱。伴随着激昂动人的歌声，南阳人民的抗战救亡热情在滋生、高涨和爆发。同学会排演话剧，在城内巡回演出。一次，在大华剧院公演《放下你的鞭子》时，由乔毓秀饰演的卖唱女、张曜午饰演的卖唱老人、袁宝华饰演的青年工人形象逼真，情节动人，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全场一片哭泣之声。当卖唱老人拿起鞭子抽打因饥饿而发昏的卖唱女时，一位观众竟忘记是在看戏，冲上戏台，将卖唱老人手中的鞭子夺了过来，狠狠地甩在地上。当卖唱老人含泪向观众讲述东北沦陷后东三省民众遭受日军铁蹄践踏的惨状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顿时如雷灌耳般地在剧院响起。同学会正是通过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宣传，使南阳人民对日本侵略者产生了无比仇恨。很多热血青年，就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奔赴抗日前线。
为支援抗战前线，同学会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或深入城郊农村进行募捐。他们慷慨激昂的陈词，为抗战呐喊的正义之声，感染激发了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群众纷纷捐钱、捐物、捐粮。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南阳城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以同学会等团体为主举行了盛大集会。会后，人人手持标语牌和小旗，进行游行。同学们一边呼口号，一边高唱爱国歌曲。这次集会游行，震动了南阳城，不少市民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物送到同学会，捐献给抗日前线的健儿们。
12月，中共南阳特支在刘寺镇召开由各县代表参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会议，南阳县共发展民先队员250人。在我党领导下，抗日救亡团体同学会、南阳妇女抗敌后援会、东北妇女抗敌后援会、南阳青年话剧团、南阳儿童话剧团、南阳县抗日战地话剧团等迅速成立，其分支机构遍布城乡。
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纷纷开办农民夜校，招收青壮年农民 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我党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放》等刊物。创办墙报、油印小报，编写抗日三字经。组织抗日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马百计》、《一枚炸弹》、《张家店》、《血泪仇》等剧目。南阳县战地话剧团发展成员37人，持续活动一年半，共演出40余场。召开报告会、座谈会，控诉日军侵华暴行。城区各学校组织800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张贴“唤起民众、坚决抗日”等大幅标语，掀起了势如潮涌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儿童剧团赴洛阳演出时，受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的接见，并为之题词：“舞台就是战场，儿童也能打日本鬼子。”
1938年2月，中共南阳特支创办新知书店（同年秋改名为新生书店），经销《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革命书籍。中共豫南省委委员王阑西驻此领导南阳地区党的工作。新知书店成为豫西南共产党在南阳城内的主要活动场所和联络站。
3月，宛属平津同学会会员李柏、陈少景（均系中共党员）等作为南阳代表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代表会，推动了南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十、党加强对南阳县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8年秋，河南省省会开封沦陷后，河南省政府、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开封长途汽车站营业部分别迁驻南阳，中共南阳县委先后在这些机关分别建立起中共组织。还在南阳航空总站发展3名党员，转交省委领导。南阳县成为中共发展和培训党员的重要基地。
河南省主席程潜率部驻防洛阳，命省政府秘书二科科长谢逸如主持省政府工作。谢思想进步，其女儿谢翠辉、女婿宋绍良均系中共党员。谢接受我党倡议，资助开封儿童话剧团（是中共组织的抗日宣传团体）在南阳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责成南阳专员公署举办由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主要领导参加的抗日青年座谈会。
河南省邮政管理局迁驻南阳后，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发展该局副局长高耀亭加入中共，任中共南阳邮局支部书记。中共邮局支部发动职工义卖报纸，为抗日捐款；曾截获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秘密电报，掩护了革命力量。
中心县委在南阳县政府建立起中共支部，派共产党员栗和亭担任南阳县政警队队长，控制国民党地方武装，保护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安全。派中共党员张剑工担任一区（城区所在地）副区长，直接掌握国民党区级政权。这样，除南阳专署以外，南阳城区国民党所有机构均建立起中共组织，形成比较完备的抗日民主政权体系。
河南省省委员王阑西以新四军代表身份面见国民党13军军长张轸，与其达成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协议。张轸委任共产党推荐的进步人士任秘书，并支援我党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国民党CC派分子到处宣扬：中国抗战功臣，第一是蒋介石，第二是八路军。
1938年12月，豫西南地委书记李炳之派宣传委员姜宗仁进驻芳林酒精厂，领导宛东地区党的工作。年底，县境党组织已恢复发展到5个区委、1个中心支部、29个支部，有党员277人。
1939年1月25日，南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只见他气宇轩昂，儒雅打扮，机警地察看着周围的环境。他就是化名胡服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他肩负“发展华中”的战略使命，自陕北赴任竹沟，到达南阳，留宿于县城东关的交通旅馆（现新华东路北侧），通过地下交通站新生书店，指示河南省委代表王阑西和豫西南地委副书记郭以青汇报南阳党的工作，并对豫西南党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他提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灰色面目出现、搞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要方针，为南阳县党组织在恶劣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5月，日本侵略者发动第一次“新唐事变”。河南省委对豫西南地委作出把工作重点放在南阳以东地区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增设南（阳）唐（河）中心县委和南召中心县委，加强东部和北部的领导工作。南唐中心县委集中开展游击战争。
十一、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活动阵地——芳林酒精厂
1939年秋，刘寺区委根据邰士芳的提议，报请河南省委、豫西南地委批准，在刘寺南的龙泉寺建起芳林酒精厂（现天冠集团前身）。
说起南阳天冠集团，知道的人一定不少，但其前身芳林酒精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天冠集团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是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芳林酒精厂，历经艰苦创业、英勇斗争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主要交通干线被日军占领，运输停滞，油料奇缺。国民党河南省建设厅汽车管理处处长兼养路工程总队队长邰士林，多次向其弟、共产党员 邰士芳谈起公路运输因动力问题朝不保夕的形势。邰士芳决定创办酒精厂，支援抗战所急需的燃料，为开展党的工作提供经费和活动基地。邰士芳向中共刘寺区委汇报了创办酒精厂的意向，受到区委的重视和支持。在区委支持下，邰士芳置备了一个教学用蒸馏器，仿制一个代用锅炉，连续苦干，经上百次试验，掌握了简易条件下的酒精生产技术。
1939年10月，根据邰士芳提议，刘寺区委向中共豫西南地委报告酒精厂的筹建计划和将厂址选在龙泉寺（现龙泉寺学校）的原因：龙泉寺有11间空瓦房，60余亩地和一眼水质很好的井，可以减少建厂的费用；离刘寺近，刘寺党的基础好，便于保护和发展党的组织；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南阳、唐河、方城县城较远，近许（昌）南（阳）公路而不临路，便于开展活动。地委书记李炳之当即表态，同意刘寺区委意见，并作出重要指示：吸收农民党员进厂工作，进行教育和锻炼，加强农村党的骨干力量；筹集经费，支持党的工作，掩护党的组织，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抗日；通过邰士林的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掌握敌情。河南省委认真审查了刘寺区委的报告，详细考察了邰士林的个人情况，批准刘寺区委按计划建厂。
刘寺区委根据省、地委指示，克服重重困难，白手创业。区委动员邰士林拿出20年积蓄1万元银元，筹集社会资金2万元，解决了资金问题；邰士林疏通河南省第六区抗敌自卫军司令别廷芳，让国民党刘寺区区长协调解决龙泉寺的房舍和建厂用地；邰士芳对刘寺内和尚和附近群众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解决他们实际问题，落实了所需场地；安排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当地党员和一批思想比较进步的农民进厂工作。紧接着，邰士芳带领大家搭起帆布篷，用汽油桶当蒸馏器，从宝丰买来小锅炉，风餐露宿，日夜奋战，日产酒精100加仑。
邰士林受此鼓舞，毅然辞职返乡，帮助建厂。他向别廷芳和国民党南阳专员鲍庚介绍了酒精厂的创办情况及发展前景，无偿送给他们部分股份，并提议用别廷芳和邰士林的名字为酒精厂命名。别、鲍出于个人利益，欣然照准。别廷芳还同意以其部队名义成立护厂自卫队，既免除了厂内职工的兵役之苦，又为发展党的武装力量打下了基础。邰士林还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领取了国民党中央矿产登记部审查批准的《河南省芳林酒精厂营业证》，酒精厂成为注册企业。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酒精厂规模迅速扩大。为了更好地发挥酒精厂内共产党员的作用，经刘寺区委研究决定，成立酒精厂党支部，下设4个党小组，有党员31名。中共南（阳）唐（河）方（城）中心县委也由青台移至酒精厂，宣传委员姜宗仁以酒精厂技术员身份作掩护，直接驻厂领导酒精厂党的工作。南阳中心县委书记赵群一、组织干事曲振中也经常借酒精厂作掩护，指导宛东一带党的工作。
1940年6月，经省委书记刘子久批准，在县城东关成立南阳芳林酒精股份有限公司。它的主要任务，一是掩护共产党组织的建设与活动；二是利用邰士林的社会关系搞好统战工作；三是组织酒精生产与销售。到1941年，先后建成青台、源潭两个分厂和铁工厂，厂房扩大到200间，锅炉30多台，日产酒精3000加仑，酒精度达到55%。方圆百里的农村成为酒精厂的原料基地。1942年，南阳发生特大旱灾，酒精厂勉强维持最简单生产。1943年，形势好转。邰士芳等到西安、重庆学习塔式酒精生产技术。回来后，垒起一座土式酒精塔，日产量达1500斤。当年秋，从重庆买回一台锅炉，日产量达到3000斤，酒精度达到96%以上，芳林酒精厂逐渐成为豫西南一带颇具实力的企业。
芳林酒精厂党组织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机智灵活的斗争。1941年春，中统特务向国民党省党部密报邰士芳是共产党嫌疑分子。省党部派吕如前来调查。吕如让南阳民团副团总、军统特务刘鲁门协查。刘鲁门因和邰士林是拜把兄弟，便把情况透露给邰士林。邰士林利用刘鲁门，给吕如送礼担保，言明南阳党政要人在酒精厂有股份，国民党军政部常派人监视厂的生产和销售，讹诈是没有好处的；说邰士芳是共产党，是想法子讹诈酒精厂。邰士芳还邀请社会名流陪吕如吃饭，使吕如不敢轻视邰氏力量，吕如只与邰士芳谈次话就算了事。1943年1月，中共刘寺区委的宋万明等5名党员和1名进步青年被伏工团逮捕。经过刘寺区委多方面的工作和狱中党员的顽强斗争，3个月后，被逮捕党员和青年获得释放。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不肯 就此罢休，在叶县总部传讯邰士芳。邰士芳利用各种关系，向汤恩伯及其部属送4汽车酒精和礼品。汤恩伯对邰士林说：“传讯士芳是部下所为，让士芳来见我一面即可。”邰士芳兄弟到叶县汤的总部，受到热情接待。汤的心腹、八十五军副军长吴绍周因邰士芳曾为他代招200多人枪的兵，受到上司赞赏，对邰士芳敬佩之至，当得知邰士芳受汤传讯时，他当即表示：“一切由我周旋。”经吴绍周斡旋，汤恩伯不仅对邰士芳礼遇有加，还拨出5万元现金入股芳林酒精厂。
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南阳专属署相继建起懋业、晋豫酒精厂，控制酒精原料和供应计划，妄图挤垮芳林酒酒精厂。国民党中央军政部派员常驻芳林酒精厂，控制酒精调拨。在酒精畅销的战争紧张之际，其它厂家不愿提供廉价酒精，强令芳林酒精厂按计划调拨；在酒精销售欠佳时，又把年购销10万加仑酒精的合同擅自撕毁，与懋业酒精厂签订合同。芳林酒精股份有限公司闻讯后，立即同邰士芳、宋万明等共产党员一起研究决定：由邰士林出面，进行有理有利的说理斗争。发动全厂职工严把质量关，搞好酒精生产。邰士林与国民党中央军政部驻厂调拨员进行说理斗争，调拨员理屈词穷，被迫接受了芳林酒精厂提出的试用两厂酒精，以质量优劣签订合同的意见。经过试验，懋业酒精厂生产的酒精因质次价高而告败。调拨员被迫与芳林酒精厂签订了7万加仑的合同，斗争取得了胜利。
芳林酒精厂为党组织提供了活动基地，掩护了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豫西南地委书记李炳之等多次到厂指导工作。先后掩护姜宗仁、张静波、孙荣檄、刘西轩、马伯恭、郭金庆、尹长杰、尹怀春等革命干部。酒精厂支部还在张湾、张八桥、尹桥等地建立起党组织。南阳地区党组织撤退骨干时，酒精厂党组织接到了南唐方中心县委所属的长期隐蔽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了南阳党的工作。
酒精厂为南阳党组织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偿还刘寺支部活动借款2000元现洋，给上级党组织1400元伪币，提供当时奇缺的煤油2万斤、香油1200斤及大量布匹；购买长短枪160多条，子弹12万发；提供1万加仑的酒精款，购置武器。1947年11月，邰士芳兄弟将多年积存的3挺机枪、18支手枪、52支步枪、10万发子弹、17匹骡马、7辆自行车、1.6万斤食盐、3万斤小麦，全部捐赠给南阳独立营，还想方设法给上级党组织在酒精厂的活动、撤往延安避难的干部及疏散驻厂党员到外地、营救地下党员等提供了大量资金。
芳林酒精厂自卫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了极大贡献。以芳林酒精厂自卫队为主的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在刘寺周围数次夺取打击日伪军的胜利：在大石桥附近炸毁日军3辆满载炮弹的汽车，毙伤日军19名；协同唐河游击队全歼驻陈营的伪军，处决首恶分子10多人；支 援黄池陂击溃日伪军500多人；打击伪宛东招抚使孙正训；袭击伪军司令高俊卿；打死汉奸司令王爵之和投靠他的土匪；完成新四军解放桐柏前的侦察任务。1947年11月，以芳林酒精厂自卫队为骨干，组建南阳独立营。独立营与军分区、县大队武装相结合，经常在南阳县北部的柳庄、马庄、王庄、石桥和东北部的博望、刘寺等地活动，消灭敌人，保护解放区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1948年4月，南阳独立营编入第六军分区三十九团，参加了宛西、宛东战役，为南阳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
十二、建立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
1940年3月，中共南唐方中心县委机关迁驻芳林酒精厂。宣传委员姜宗仁以酒厂技术人员身份驻厂领导宛东地区党的工作，中心县委书记赵群一、组织干事曲振中驻酒精厂领导南唐方新邓诸县党的工作。11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到酒精厂指导豫西南地区党的工作。
1941年2月，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河南省党组织的电报，遂决定让留下来的党员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从4月到次年10月，中央组织部和中共河南省委先后4次派人到豫西南撤退干部。南唐方中心县委书记张静波、宣传部长姜宗仁将镇平、方城、南阳、邓县、内乡等县长期隐蔽党员的组织关系留在芳林酒精厂，并在该厂安置部分较“红”的党员，以合法职业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从此，芳林酒精厂开始以邰士芳为核心，以中共刘寺、余庄、青台、石桥、掘地坪等区委为依托，以单线联系的工作方法，在新四军五师和中共豫南（河南）工委直接领导下，领导豫西南地区中共党的工作。
1942年，蒋介石在西安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责成第一战区长官部迅速清剿伏牛山区共产党组织和军事力量。12月，国民党党政军伏牛山工作团（伏工团）从卢氏迁驻南阳县城，对共产党进行疯狂逮捕和镇压。先后在南阳县境逮捕共产党员 和进步人士近140人。南阳县党组织在与伏工团的艰苦斗争中，保护了党的活动基地，掩护了豫西南地区一批党员干部，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4年9月，日军第一次进犯南阳（南阳地处抗日后方）。中共刘寺区委以芳林酒精厂支队为基础，打出“新四军”旗号，号召地方部队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
1944年秋，中共刘寺区委派中共党员白清祥担任桥头乡副乡长兼乡队长，控制8个保800支枪的武装。
1945年2月14日，日军从方城进犯南阳。刘寺区委组织河南第六区抗敌自卫团酒精厂支队进行反击。
3月初，刘寺区委根据新四军五师和中共河南省工委关于“掌握抗日武装，以灰色面目出现，打入伪军内部，了解敌情，瓦解敌人”的指示，与余庄区委共同研究决定，成立宛东抗敌自卫总队，下属有芳林酒精厂直属大队、刘寺支部和余庄支部，装备用1万加仑酒精购买的大批武器弹药，打击了日伪宛东招抚使孙正训部，袭击了伪军司令高俊卿部，打死了汉奸司令王爵三和投靠伪军的土匪乔德安、王西庆等。利用统战关系，在自卫队基础上成立“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指挥部设在邰庄，邰士林任司令，共产党员刘尧庭任秘书长，实际领导人为共产党员孙荣檄，下属酒精厂、刘寺、典暴、桥头、余庄、桐河、柏树坟等9个支队、15个直属大队、共计2000余人，1500余条枪。
3月的一天下午，日军与皇协军数十人在刘寺休息，刘寺支队与之激战2个小时，缴获8支步枪、1把指挥刀、5身军服、2架子车军用物资。
4月，刘寺支队在吴湾西南的大石桥发动大石桥伏击战，炸毁日军3部汽车，3车炮弹，歼敌19名。刘寺支队无一伤亡。
十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距南阳城东南约50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回民寨，叫黄池陂（现属高庙乡）。50多年前，这个寨子有400来户人家。寨里有个自卫队，自卫队有车子炮1门，轻机枪1挺，罐炮60多门，长短枪200多支，土枪更多。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黄池陂村民，面对日伪军的侵犯，同仇敌忾，奋起抗击，血战竟日，两次溃敌，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颂歌。
1945年4月24日，天刚亮的时候，“轰隆”、“轰隆”两声炮响，惊动了黄池陂的全村人。接着，就听到有人喊：“茶庵来老日了，茶庵的老百姓跑老日了。”远远看见西南角3里远的茶庵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飞快地往寨外跑。
吃早饭的时候，大家心神不宁地边吃边议论。“日本鬼子敢不敢打咱寨？”“老日哪里不敢打！”“以往崔二蛋恁厉害，走到咱寨前还得跟咱打个招呼哩。”“泌阳团队带着国民党的官防来咱这里守寨，马寨主硬顶住不让，他们在东场里住一夜就回去了。”你一言，我一语，慌恐地猜测着事情的结果。
正说着，忽然放哨的自卫队员喊道：“鬼子来打咱寨了，几百个鬼子把咱寨围住了。”听到喊声，正在吃饭的放下了碗，没有吃饭的也不吃了。大家急急忙忙地拿起武器上了寨墙。只见约300名敌人分成三路，人人胳膊上缠着白毛巾，向黄池陂飞奔而来。一路占领寨南岗上和窑上两个制高点，架起机枪，疯狂地向寨内扫射；一路斜刺里直抵南寨门；一路把西寨门团团围住。守寨的自卫队员趁敌人立足未稳，便一齐开火，压制敌人。战斗越来越激烈，双方都动用了全部火力，竭力要把对方压倒。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南寨门，8名自卫队员受伤倒下，南寨门还击敌人的枪声顿时稀了下来。攻寨敌人向寨门步步逼近，自卫队员已经能看清对方了。忽然，有人说：“你们看，来的不是老日，全是些皇协军。”直到此时，大家才知道来的是伪军。“到底该咋办？”大家焦急地议论着退敌之策。自卫队长马林伍当机立断，亲自带领40名队员，以穿白上衣为记号，每人配备一支枪和一把刀，悄悄打开东寨门，绕到伪军身后，出其不意，一阵猛打猛冲。寨河口上的伪军机枪登时被打哑了。寨内队员和群众潮水般冲出寨门，扑向敌人。伪军腹背受敌，招架不住，溃不成军，争相逃命，4个跑得慢一点的，被追上来的群众生擒活拿了。
刚把伪军打退，大家还没来得及休息，忽然看见又一队人马到来，寨民和自卫队员顿时又紧张起来，各自拿起武器，准备继续战斗。等这100多人马走近，大家才看清楚是邰庄的游击队，赶紧出寨，把他们接到马振武的院子里。初战告捷，别提大家有多高兴。人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可是人们心里都明白：这事儿肯定还没完。
果然不出所料。快吃晚饭的时候，300多名伪军在前，200多名日本兵在后，悄悄地把黄池陂围了个水泄不通。日本鬼子架起迫击炮，一个劲儿地向寨内射击，寨内大部分炮楼都被炸塌了，只剩下制高点马焕章院子里的一座炮楼，炮楼旁边的一棵大椿树也给炮火轰倒了。敌人借着夜幕，依靠炮火作掩护，向寨内展开进攻。西边的敌人很快攻进了西寨门内的清真寺。守西寨门的自卫队用九节雷土炮炸塌清真寺门前的影壁墙，把敌人封锁在寺内，暂时缓解了局势。南寨门一带的寨墙全部被敌人用炮火轰倒。占据南门外民房的敌人近在咫尺，正在准备向寨内射击。各座民房内，敌人正在紧张地挖着向寨内射击的射击孔。日伪军疯狂地咒骂寨内群众，猖狂地叫嚣：“打进黄池陂，连个回子娃渣也不留！”形势十万火急。
正在这时，村民马凌云亲手杀掉维系一家人生计的耕牛，做成晚饭，挑到寨墙上，慰劳守寨人员。马凌云的大义之举，深深地感染了全村群众。住在寨外的群众连声向寨主马振武建议：“烧掉寨外的房子，保住全村要紧！”马振武听后觉得有道理，略加思索，便表示：“这个主意好！寨外房子，不管是瓦房还是草房，也不论是谁家的，只要烧掉，等打败敌人后，一律由全村负责盖成瓦房。”要烧房子，就要有人出寨点火。马富贵置生死于不顾，当即提出愿意当此重任。马振武深情地说：“只要黄池陂在，如果你死了，你的全家老少由全村养活。”话没说完，马富贵扭头就走，跨过寨墙，翻过铁丝网，跃过柘刺林，凫水渡过护寨河，连点几家房子。敌人发现房子被点着，赶忙出来救火。等马富贵回到寨上，火已经被敌人扑灭了。马富贵二话没说，拼着性命再次出寨点火。为了保证这次一举成功，马聚胜也舍命前往。他们在寨内炮火掩护下，用裹着棉花蘸了火药的扫帚，接连点了几家房子。真是天遂人愿，这时刮起了很大的东北风，火随风势，风助火威，霎时寨外火光冲天，亮如白昼。敌人被逼出房外，暴露在火光之中。寨内队员见火势奏效，精神陡然一振，各操家伙，一齐向敌人开火，步枪、火枪、手榴弹、土炮响得不停。寨内群众不分男女都赶来参战，就连平时不出门户的妇女法玉芳和胡秀英，也连续发射罐炮40多发。自卫队员和群众奋不顾身，越战越勇。土炮手马顺安被炸弹炸起的土块埋住，一被扒出来，连身上的土都顾不得拍一下，就去填药发炮。在东寨门作战的队员马玉林、法清林，边打边唱。大家战斗情绪越来越高，直把寨外打成一片火海。日伪军想往前挪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
半夜时分，邰庄游击队星夜驰援黄池陂，从敌人背后展开猛烈攻击。日伪军在前后夹击下，死伤惨重，再也不敢恋战，拖着死尸，架着伤员，狼狈逃窜。
黄池陂保卫战，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俘敌4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10余支、子弹1000余发、战马1匹，大获全胜。这次战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伪军的气焰，在南阳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4月24日，30多名日军带着机枪，步枪，押运着两牛车弹药进入玉皇庙街。宛南抗日游击队浴血奋战，队长许子和壮烈殉国，全歼日军，缴获其辎重，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5月初的一天中午，刘寺支部在围歼窜犯刘寺的日伪军时，遭遇300多名日军包围。他们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反击半日，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时，凭借地形熟悉，安全撤离战场。刘寺反击战毙伤日伪军10多人，获得了胜利。
6月，余庄第九支队在刘兴东（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袭击驻扎陈营的伪军毕德峰、小德娃。初战失利。陈营伪军更加嚣张，经常带领日军“扫荡”。余庄区委利用统战关系，在唐（河）桐（柏）泌（阳）国民兵团的接应下，包围陈营伪军，把他们全部缴械，将10多个罪大恶极的骨干分子就地处决，其余人员在教育后分别遣散。余庄支队还清除了汉冢附近日军的耳目。
第三纵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袭击许（昌）南（阳）公路上过往的日伪军军车，破坏日军通讯线路，围歼小股日军，智歼奸伪，打击土匪，使东至赊旗镇郊，西至盆窑、新店，南至青台、汉冢，北到博望、赵河这一广大区域，始终没有建立起日伪政权，甚至连小股日伪也不敢随意骚扰，成为名副其实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7月初，共产党员邰士芳、刘尧庭、马伯恭、孙荣檄等派王子英与新四军五师联系。王子英在孤山冲向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周庆鸣、政委夏忠武和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刘子久汇报南阳的情况，要求派人来领导这支武装。经研究后作出指示：一、抽调地方干部到新四军五师，壮大五师力量；二、侦察桐柏、阡陌两地日伪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情况，配合五师解放桐柏。根据五师和河南区委指示，先后向五师输送了孙荣檄、刘西轩、张晓初、李军泗、周星潮、霍同云等干部。派王子英对桐柏县平氏和阡陌两地进行侦察，配合五师顺利解放了桐柏。当南阳县共产党员根据第四军分区指示，侦察南阳情况，准备配合解放南阳时，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十四、南阳县是洒满烈士鲜血的热土
南阳县是一片光辉的热土，它孕育的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在刘宋营成立的豫西南第一个党支部，点燃了豫西南地区革命的星星之火，中共南阳支部领导的夜袭白秋税务局的武装起义，打响了豫西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第一枪，为豫西南地区党组织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指明了方向。中共南阳支部成员刘福僧发动攻占桐柏县城的武装暴动，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豫西南第一支工农红军。刘福僧奉命筹建中共泌阳县委、共青团泌阳县委、中共内乡马山口区委，把革命经验带到四面八方。该支部成员杨士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被国民党广东省主席作为共产党员“要犯”下令杀害。三十里屯共产党员闫嗣宗在唐河县革命存亡续绝之际，奉命出任唐河县委书记。魏士华、戴肇端分别奉命组建泌阳、邓县新县委，重新点燃了这些地区的革命烈火。南阳县委书记李德吾带30多人枪支援红九军，任混成旅旅长，为保卫鄂北根据地光荣负伤，在部署部队安全撤退后，杀身成仁。大中仓共产党员张树廉任新四军五师云梦抗敌指挥部指挥长，令云梦边区的日伪军闻风丧胆，被称之为“人头虎”。王庄共产党员王奉运任临鲁地委书记，为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十里屯共产党员闫寄超任中共武陟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战争。刘友三、刘福僧、郭以青长期领导豫西南党的工作，掀起了豫西南革命斗争的一个又一个高潮。黄台岗村共产党员许岳作为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领导南阳全区党的工作，在领导豫北工人运动中壮烈牺牲；他的弟弟、共产党员许岱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红军副军长，为开辟豫北苏区献出了宝贵生命。茶庵乡共产党员郑玉恒，出任红25军74师政委，率部与国民党浴血风奋战，英勇献身。南阳县为支援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输送了大批党员干部。仅1930年10月至1932年6月间，宛城辖区党组织就派出党员干部刘福僧、李德吾、戴肇端、郭以青等30多人，占同期南阳地区派出干部的近三分之一。他们或冲锋陷阵，血洒疆场，或身负重伤，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在南阳地区中共党史上，抗日战争前期的300页中，有南阳县55页，占了近四分之一。在中共中央编写的《人民英雄大典》中，南阳地区收录56人，而南阳县属共产党员就 占了9人。
南阳县不仅是豫西南共产党的摇篮，在较长时期内都是豫西南（鄂豫边）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中共唐河工作区中心县委、南阳中心县委、中共鄂豫边区特委、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中共豫鄂陕工委、豫西南地委曾在这里领导豫西南党的工作。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四望山起义领导人马尚德（杨靖宇）、曹家政，鄂北襄枣根据地游击队等到这里隐蔽或休整。新生书店、张鸿宾石印馆、八里岔等地下党联络站，是豫西南党组织内外联系的中枢。由我党创建和掌握的芳林酒精厂，从其成立起就是豫西南地区党的根据地，保护了姜宗仁、赵群一、刘尧庭、孙荣檄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在中共中央撤退河南干部后，酒精厂党 组织接管豫西南地委所属的长期隐蔽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了南阳党的工作。在南阳沦陷后，这里成为宛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
在土地革命时期，南阳县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粮食、抗押粮斗争，掀起兵运、学运高潮、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向红军输送干部和部队，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芳林酒精厂为党的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该厂生产的酒精来代替汽油，为抗敌部队提供了紧缺的能源材料，直接支援了抗日战争。我党掌握的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是抗战时期豫西南地区党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在河南省工委和新四军五师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稳定的敌后根据地，为新四军五师输送干部，搜集情报，机智灵活地痛歼日伪军，牵制日军力量，配合新四军五师解放桐柏，支援了新四军五师的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三纵队的骨干力量，先后被整编为豫陕鄂第六分区独立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旅39团，征宛西，战宛东，挥师江南，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8年3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对全省申报补划的革命老区乡镇进行了审批，宛城区瓦店镇、黄台岗镇、金华乡、溧河乡、官庄镇、新店乡、红泥湾镇、高庙乡、汉冢乡、茶庵乡等10个乡镇被省人民政府补划为革命老区乡镇（河南省民政厅豫民文[2008]42号）。
一、南阳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宛城区的前身－－南阳县，地处南阳盆地的中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个富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一片英雄和光辉的热土。在旧中国风雨如晦、日月无光的年代里，无数革命先辈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解放，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
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南阳县是豫西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中心和活动基地，是豫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后方，是新四军领导下的桐柏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输送共产党领导骨干的大学校。
南阳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时，南阳县籍同盟会员徐万年、王鹤年在武昌起义中首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1913年，白朗（河南人，他领导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起义时，南阳县人民响应义军攻克南阳。1919年，南阳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掀起势如潮涌的革命浪潮，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分子南阳县镇守吴庆桐的镇压，但是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在全县广泛传播。南阳县商会要求商号停止购销日货的决定，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23年4月，河南省立五中（南阳市一中前身）、英资专修学校、县立一高小、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商会等学校或团体冒雨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保我疆土。1925年，南阳城内各校学生一致举行罢课，发动成立南阳沪案后援会，开展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在此起彼伏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运动才有了正确的方向。
二、南阳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在南阳县建立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1926年5月，南阳县诞生了南阳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南阳支部。中共南阳支部建立后，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组织了此起彼伏的反捐税斗争和抗粮斗争。风起云涌的革命狂飙，震撼了千里盆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英、美、法、意、日五国把持，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要求，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北京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学生们的正义要求，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地民族工商业者举行罢市，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奋起，使五四运动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的伟大革命运动。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时代潮流，进步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通过各种途径接受新文化、新思想。
五四运动的兴起，在南阳大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2年至1925年在外地接受新思想的南阳县籍青年学生许岳、许岱、李好信（李诚）、刘友三、杨士颖等人回到家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共组织在南阳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确定，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要求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由于河南的战略位置重要，是西入川陕、南下荆襄的交通要地，成为各派军阀的必争之地。为此，周恩来又对在南阳成立共产党组织作出具体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上海党组织派遣在上海大学上学的南阳县籍共产党员杨士颖回到河南工作。杨士颖回到河南后，与中共豫陕区委取得联系，中共豫陕区委派杨士颖与当时在中州艺术学院任教的共产党员刘友三联系，杨士颖通过培养考察，发展刘实中入党。为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分析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一致认为必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投身革命，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认为把支部建立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刘宋营村较为适宜：一是可以利用刘实中之兄刘鲁门是冯玉祥部下的参谋长作为掩护，来开展党的活动；二是红枪会首领刘陈善家住刘宋营，他具有正义感，威望高、实力强，可以成为共产党组织教育、争取和利用的对象；三是刘宋营村位于城南30余里，比较偏僻，周围村庄没有驻军，反动统治势力相对薄弱，便于开展工作。
1926年5月的一天，是南阳县历史上最光辉的一天。刘友三、杨士颖、朱冠洲三人一同到刘宋营村刘实中家，以打牌作掩护召开会议，学习共产党宣言，成立中共南阳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南阳地区诞生的第一个支部，书记刘友三，青运委员杨士颖，军运委员朱冠洲，农运委员刘实中。会议研究决定以刘宋营村为基地开展党的活动，以吸收工农为主、吸收青年知识分子为辅，尽快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把农运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教育红枪会上。
三、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斗争
中共南阳支部刚刚成立，开展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刚从城市学校来到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热情虽然很高，但发动农民群众，做好农运工作则缺乏经验，而且由于家庭出身、宣传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还一时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党支部决定从办学入手开展工作。他们自筹物料和笔墨纸张，自任教员，办起一所义学，招收本村贫苦农民的60余名子女入学。月余后，觉得学校只收儿童影响不大，而且义学的名称太陈旧，缺乏革命性，遂将之改成平民学校。同时增设农民夜班，入学的青年农民达60余人。他们着重在农民夜班中讲解党内编写的故事体《李东山小传》，宣传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及地主剥削农民的不合理性，教育农民只有打倒地主豪绅，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过上人人平等的生活。他们教农民学唱一些革命歌曲，从中宣传革命道理。在讲到解地主剥削农民的不合理之处时，刘实中主动将自己家里收佃户的顶金（押金）退还给佃户，取得农民对党的信任。通过艰苦细致的教育发动，贫苦农民对他们由冷淡疏远转为亲近信任，并有了共同的语言，参加夜班学习的人越来越多，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
根据中共南阳支部研究的意见，刘实中、杨士颖等认真做好红枪会的教育工作。南阳县的红枪会是在兵匪为患的情况下，群众为了防匪自卫，自发组织的民众武装团体，人数较多，势力较强，活动范围也比较广。南阳红枪会首领中，威望最高的是刘宋营村的刘陈善，此人农民出身，为人耿直，办事公道，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在刘氏家族中辈分较高，以善于排解纠纷而闻名，很有号召力。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武装势力拓展到县境以外。1926年8月，南阳支部领导红枪会，与当地驻军樊钟秀部开展了抗粮斗争，迫使该部将40牛车军粮减为1车，保护了农民利益。
四、发展壮大共产党队伍
1926年10月，从开封和上海去武汉报考军政分校未被录取的中共党员刘福僧、刘协中回到家乡，参加南阳支部工作。南阳支部还发展了农民党员刘同寅。
1926年冬，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指出：“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才能得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政权推广及各省。”中共南阳支部派刘友三、杨士颖、刘福僧参加国民党南阳县党部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他们以这样的合法身份，公开参加集会，到各中学给师生演讲，散发进步书刊，传播革命真理，激发青年学生参加革命。1927年2月中旬，奉上级指示，中共南阳支部主要成员同赴武汉参加北伐。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共“八七”会议，彻底清算和解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我党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27年8月，从北伐军到河南省委工作的刘实中和在省农协工作的刘福僧、刘协中，由中共河南省委派回南阳，恢复了中共南阳支部，刘实中任书记。刘友三及在外地工作的南阳籍中共党员刘一夫、张芬远、闫寄超、李好信等人，相继回到南阳，参加南阳支部工作。南阳支部恢复农民夜校，从农民夜校党员中发展农会会员100多人，发展农民党员42人。南阳支部通过驻军佘亚农（中共党员、旅长）收枪30余把，把潘庄、吴庄建设成党的武装基地。鄂北襄枣游击战争失利后，20多名有游击队员转移到刘宋营休整。
9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中共南阳支部扩建为中共南阳特别支部，刘友三任书记，刘福僧、刘实中、朱冠洲、刘协中为委员。特支决定以南阳城区为中心，加紧开展军运和青运工作。特支派刘友三、刘福僧以五中教师身份开展学运；派刘协中、张兆戊等到驻防县城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独立第一师宣传处工作，建立中共第一师宣传处支部。到年底，南阳特支建立支部3个，发展党员60多人，占南阳地区党员总数200多人的近三分之一。
1927年秋，八里岔进步人士闫权之发动农民，斗倒了溧河劣绅乡长杨廷安。
192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派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到南阳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整顿各县党组织，建立南阳特委，统一领导豫西南党的工作。刘明佛在建国军第一梯队队部，以队长朱宗朝请客为名，召开豫西南各县代表会议，南阳、新野、唐河、邓县、泌阳、新野等地及军队党组织派员参加，成立以南阳支部为核心，将南阳特支改建为南阳县委，刘友三任书记，刘福僧、刘实中、朱冠洲任委员。会议确定了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工作思路。3月，县委通过南阳县长陈子坚（共产党员）建立以农会会员为骨干的南阳县农民自卫团（当时群众称之为赤卫队，1929年12月改编为南阳县民团常备队），共产党员刘福僧、马振海、黄少度分别任团长、队长和教官。自卫团经常集中在尤桥南的大庙里，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不久，黄少度带40余人枪攻打兴隆观北殷庄。4月中旬，刘福僧派马振海带领自卫团小分队武装夜袭国民党白秋镇税务局，摧毁税务局，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共产党为民除害”的口号，打响了豫西南地区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五、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明确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反革命的势力超过工农的力量。但国内的社会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冲突在日益发展，“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党的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起义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这是党的工作中心的一次重要转变。由于当时豫西南党组织与上级联系中断，未能及时接到六大精神。
由于河南省委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不能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192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河南省委，把全省分为豫南、豫中、豫北3个区委，建立9个中心县委，由中央巡视员直接领导。南阳党的工作划归豫南区，由信阳中心县委领导。5月中旬，根据信阳中心县委的指示，南阳特委在三十里屯召开各县代表会议，南阳、唐河、泌阳、邓县和鄂北党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撤销中共南阳特委，建立中共唐河工作区中心县委（也叫唐河健全委员会），郝久亭任书记，刘福僧等任委员，机关设在南阳县三十里屯（紧靠白河东岸，曾是宛襄水陆交道必经要镇，东西过往之渡口，生意兴隆，颇为繁华）。随后，郝久亭、刘福僧、李自宾等在南阳县黄树庄召开城区各学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要求以合法的形式开展活动，在斗争中壮大党的组织。会后，宛南公立中学党小组控制了学生文艺团体青光社和校刊《青光》的编辑工作，使宛中成为党领导南阳学生运动的基地；中共党员李自宾在南阳城区发展一批学生入党，建立了省立五中党小组和南阳县立师范学校党小组，指导三十里屯师生驱逐校长闫国盈，由共产党员李德吾接任校长，并接纳部分外地党员到校工作，成立中共三十里屯支部，使该校成为南阳城南党的重要活动阵地。中共三十里屯支部发动群众成立“庄稼社”，为掩护建立农民协会，办起农村夜校，同时对敲诈勒索群众的地霸劣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9月中旬，中共中央巡视员郭树申巡视豫西南后，于28日至29日在南阳县三十里屯小学指导召开豫西南各县代表会议，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豫西南工作的经验教训，改中共唐河工作区中心县委为南阳中心县委（区印刷厂东边小街19号），制定关于政治、组织、宣传、农运、兵运、济难会及团的工作决议案，指导今后党的 工作。
六、发动军运和学运
1929年9月，杨虎城（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率部驻防南阳县城，兼任南阳守备司令，总揽南阳地方军政大权。杨倾向革命，其妻谢葆贞，其秘书米暂沉、宋绮云、赵莘仁、陈子坚均系中共党员。该部党员通过组织中共党员姚洗心（原中共南阳特委交通员）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以驻军名义全力支持地方党的活动，并在1930年2月在该部建立中共军队运动委员会。毛泽东1945年1月在接见派往该部的周仲英、张西鼎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在1962年同孔从周的谈话中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中共中央于1981年再次肯定杨部的性质。
杨虎城先后委任其秘书、中共党员陈子坚、米暂沉为南阳县县长。陈子坚、米暂沉在任县长期间，和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任务改造、建设地方政权，全面贯彻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全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3月，在杨创办的教导大队建立中共教导大队委员会，并在教导大队4个中队中分别建立起由中队长任支部书记的中共支部，发展中共党员100多人，占该部总人数的20%还多。此外，中共在杨部第一旅直接掌握17个连2000余人枪。
1930年1月，宛中党支部发动驱逐旧校长王言的学潮，在驻军杨虎城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虎城派军警把校长和学校食堂管理员捆绑游斗后，交县政府查处。加强党对学生会的领导，组建学生纠察队，成立少年先锋队和少年歌咏队。
宛中学生会联合省立五中（现南阳市一高）、南阳五师、南阳女中、南阳女师、赊镇二小等学生会，成立南阳学生联合会，由共产党员戴肇端、魏士华、赵子录负主要责任。南阳学联走上社会，揪斗南阳县商会会长、恶霸先登云，驱逐石桥恶霸徐旭升，组织学生到城南八里岔等地开仓放粮，在县城周围产生巨大社会反响，有些农民把控告土豪劣绅的状纸送到学联公断，学联行使政权组织职能。2月，在县长陈子坚支持下，中共南阳中心县委派湖北樊城中共党员李淑青任南阳女师校长，派南阳中心县委书记郝久亭、信阳第二女师中共党员樊献珍到女师任教，并调女中学生党员到女师学习，成立中共南阳女师支部，把女师建设成为我党的活动基地和骨干分子培养基地。
七、大力开展工人运动
1930年2月，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在发动农运、学运、军运的同时，大力发展工运。以中共党员张鸿宾、张鸿池为首，在成立地下党联络处的同时，组建印刷业工会（青光社），发展会员百余人，领导工人运动；在手工业中组织手工业工会，有会员数十人。社会各阶层都成立起由我党直接控制，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自治团体（政权机构），组织工人运动，开展革命宣传，声援学生运动。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在省立五中隔壁创办“新华石印馆”，培训党员，印刷文件，进行党的联络。
今天的南阳市新华东路76号，是中共南阳地下党秘密联络站——张鸿宾石印馆的旧址。走进这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但当年张鸿宾、张鸿池 兄弟俩进行的 秘密革命斗争却是那样地惊心动魄。
张鸿宾，南阳市人，在省立五中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引导胞弟张鸿池走上革命道路。张家以开石印馆换取微薄收入，勉强维持全家生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位于南阳城东关大街的鸿宾石印馆，成了南阳共产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兄弟俩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以开石印馆为公开职业作掩护，进行秘密的联络工作。这个不起眼的石印馆，为南阳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武装斗争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南阳地下党组织大量的宣传品、文件在这里印刷，一些马列主义的读物和进步书刊也是由石印馆转送或印刷；地下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和一些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也是在这里秘密进行。该石印馆成了南阳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阵地，是上级党组织和南阳党组织取得联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1932年春，国民党为配合对襄（阳）枣（阳）宜（城）根据地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特在南阳设立了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国民党 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镇华为鄂豫皖边区“剿匪”督办。刘部到处设置关卡，随意搜查行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鸿宾石印馆，因经常有不同身份、不同相貌、不同口音的人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
1932年7月下旬的一天，刘镇华以“查户口”为名，派军警突然闯进石印馆，将张鸿宾、张鸿池兄弟二人逮捕。敌人视二人为“要犯”，施以重刑，妄图从他们口中获知南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但二人视死如归，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党的秘密。国民党特务一次又一次地对张鸿宾兄弟俩严刑逼供，威逼他们供出地下党的情况。但敌人每一次得到的都是三个字：“不知道！”有一次，敌人将鸿宾兄弟押出来审讯，鸿宾愤怒地说：“我就是红军总指挥，狗东西们领赏去吧！”哥哥的言传身教，使弟弟鸿池更加坚强。鸿池面对敌人怒目而斥：“我们兄弟俩都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杀就杀，勿须多言。”鸿宾的腿被打断了，鸿池也被打得浑身是伤，但仍坚贞不屈，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派特务到监狱对张鸿宾兄弟说：“你们年纪轻轻的，又会石印，生意也不错，又不缺钱花，为什么要干共产党呀，干共产党有啥前途可言，为此而死不值得。你们真死了，家中老小谁养活？只要你们两个多多少少说出一些共产党的情况，保证马上释放你们。”鸿宾听后冷笑到：“想从我们嘴里得到共产党的情况，你们算瞎了眼！至于家中老小用不着你们操心，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
半年的铁窗生活，使鸿宾兄弟二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意志却更加坚定。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途经鄂北、豫西南一带，向西实行战略转移。刘镇华部派一个旅阻击，被红四方面军一举击溃。刘镇华恼羞成怒，硬把这次惨败归咎于南阳地下党向红军通报了情报。于是，决计除掉张鸿宾兄弟二人，以泄胸中之愤。但公开处决，又怕众怒难犯和社会舆论谴责，遂决定暗下毒手。1932年底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反动军政当局派刽子手把鸿宾兄弟二人从监牢中押出，推向监狱西南角（现市法院家属院西南角）临时立起的绞刑架前，把绞索套在他俩的脖子上。这时，一个敌警官哑着嗓子恶狠狠地说：“你俩到底招不招？现在招还不晚，再给你们最后一点时间，是死是活赶快选择！”鸿宾大声说道：“对你们这些强盗有什么好说的？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鸿池也高声呵斥道：“你还问什么，赶快动手吧！”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象是在为两位壮士送行。残暴的敌人见从他们兄弟俩嘴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便令刽子手拉紧了绞索——就这样，兄弟二人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当时，鸿宾年仅25岁，鸿池只有21岁。他们以自己的壮举，实践了丹心报党的忠诚；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完成了壮丽的人生追求。后人曾称颂他们道：
绞刑架下当含笑，白雪裹尸九重归。
松涛鹤泪由有根，翎原双烈万年辉。
八、掀起革命斗争浪潮
4月下旬，在中共南阳中心县委领导和杨虎城部党组织的配合下，南阳学生联合会发动党员和学生积极分子在城内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闹市演讲，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5月1日起，组织全城各校师生和部分群众，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名义，举行盛大集会，并连续3天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游行示威。杨部教导队党组织发动全体学员参加，给予大力支持。当遭到国民党南阳县党部反动分子李楚白阻挠时，青年学生砸毁县党部，痛打了李楚白，并在宛中礼堂举行盛大晚会，庆祝胜利。5月30日，各校师生召开“五卅惨案”五周年纪念大会，女师党支部书记樊献珍在会上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国民党南阳县党部筹委张省三败坏女师名誉，该校党支部发动学生游行示威，再次捣毁国民党南阳县党部，痛打了张省三。这个月当时被群众称为“红五月”。
1930年1月，南阳中心县委在三十里屯召开会议，决定推动农村开展“分粮”斗争和种种日常斗争，准备以南阳为中心发动游击战争，并与鄂北、豫东南扩大联系和声援。南阳中心县委接到中共中央关于鄂北和南阳两地党组织合并的指示，确定鄂北襄（阳）枣（阳）、均（县）房（县）、豫南桐柏、邓县4个暴动区和发动杨虎城部第一旅兵变（由驻防南阳县城的教导队接应），并确定农民起义和兵变成功后的行动方向是以南阳为中心，建立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
3月，中共三十里屯支部委员闫仁瑞在黄台岗村召开周围52个村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控诉了劣绅乡长闫云清的贪污罪行，罢免了他的职务，推举同情革命的刘海亭任乡长，宣布成立农民协会（当时群众称之为“苏维埃”），推选闫仁瑞为农协会会长，树起了绣着镰刀斧头的农协会大旗。随之，国民党反动派在南阳县各地成立了镇压共产党和监视杨虎城部队的特务组织，把一个名叫耿纯的特务，派任南阳县公安局长。耿纯一到南阳，便网罗党羽，安插亲信，四处活动，搜集情报，不仅使杨虎城部队的活动受到限制，对共产党的地下斗争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耿纯还是一个嗜财如命之徒，身为公安局长，却“驴头伸进马槽中”，抢起了税务局的“生意”。他以维持治安为名，在全县各大集镇成立公安分局，设立关卡，强征苛捐杂税。对三十里屯这个有名的集镇，更不放过，派他的亲信胡正元任三十里屯公安分局局长。胡正元是个干芝麻杆也要榨出四两油的吸血鬼，一走马上任，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凡是过往商旅，无论是肩挑车拉，必须个个出捐；街上坐商小贩，更是家家不漏。村里老百姓上街卖几个鸡蛋也要被刮取几文。还有什么纺花税、卖布税、卖菜税、门牌税、查门店捐款等等。敲诈勒索，无所不有。群众恨之入骨，说他是“天上的大雁从三十里屯上空飞过一趟，也得留下三跟毛”，把三十里屯和附近的村庄折腾得鸡犬不宁。
对于耿纯的反动劣迹及其爪牙的胡作非为，卅里屯党支部及时向南阳中心县委作了汇报。中心县委书记郝久亭与杨虎城部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经过反复计议，决定利用蒋、杨之间的矛盾，剪除耿纯，拔掉蒋介石安在南阳的这颗钉子，为受迫害的人民雪恨。为此，中心县委组织学生联合会和印刷工人青光社（工会）发动学生、职工2000余人游行声援。在县长米暂沉（中共党员）的支持下，杨虎城被迫下令枪毙了耿纯、胡正元。随之，三十里屯党支部、十里铺党小组等党组织纷纷组织“农民借贷会”，到恶霸地主家分粮渡荒。城内宛中宣传队也到城南八里岔，将一个杨姓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在全县掀起了借粮潮。
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
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南阳县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和开展的抗日斗争的影响下，也纷纷行动起来，英勇抗击日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使南阳城乡各地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8月，中共鄂豫边省委派郭以青回南阳“负地下党全面责任”，筹建领导南阳各县党的领导机构。10月，在复兴中学成立中共南阳特支，郭以青任书记，袁宝华、葛季武任委员。根据河南省委决定，中共南阳特支先后改建为中共南阳中心县委、豫鄂陕工委（书记李炳之）和中共豫西南地委。中心县委、豫鄂陕工委和地委的领导机关都设在南阳城内，南阳县的党组织直属其领导。
1937年10月，宛属平津同学会成立，并在南阳县城乡设立了分会。宛属平津同学会位于南阳市新华东路的新华宾馆院内，有一座古老的大殿，那雕饰精美的殿角飞檐，青砖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甚是壮观。抗战时期，南阳地区党的外围组织——宛属平津同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在那民族危亡的历史紧要关头，同学会的热血青年们，唯民族利益是举，奔走呼号，为抗日救亡而呐喊，为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而疾呼，为八路军的辉煌胜利而高歌，将革命的种子撒遍了唐、白河畔，把抗日的烽火点燃到伏牛、桐柏山中。同学会连同青年学生们的壮举，为南阳的抗战史涂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举国上下进入全面抗战状态。这时的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抵抗日军侵略的强大呼声，接受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共产党动员民众，发展力量，进行抗日斗争创造了大好时机。
南阳居豫鄂陕三省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南阳抗日斗争的领导，1937年8月，中共鄂豫边省委派郭以青回南阳恢复发展党组织。10月，中共南阳特别支部成立，郭以青任书记，葛季武和返宛北京大学学生党员袁宝华为委员。
平津沦陷后，在北平、天津等地求学的南阳学生先后返回南阳。这批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学生聚义相商，一致认为：在国土沦陷、众多同胞惨遭杀害的生死存亡关头，决不能熟视无睹，坐以待毙，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组织起来，，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正当青年学子们慷慨激昂地商讨着如何开展抗日救亡之际，共产党员郭以青、袁宝华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的指示精神，主动和这些莘莘学子取得联系，引导他们仿效外地平津流亡同学的义举，组织宛属平津流亡同学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议一出，大家纷纷响应。于是，由郭以青、袁宝华、张剑工、张曜午、陈玉玺、李新章、乔毓秀等人为主筹备成立宛属平津流亡同学会，并在《宛南民报》上刊登了筹备启事，还拟定了会章草案。为使同学会成为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取得合法地位，他们走访并得到驻宛东北军军长刘多荃的支持，最后正式呈请国民党南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备案。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军民抗战情绪日炽，南阳专属迫于形势，批准了建立同学会的呈报。1937年10月4日，宛属平津流亡同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南阳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和军政要员均到会祝贺。引人注目的是，时任河南省第六区联防处主任的别廷芳也到会祝贺。别廷芳除对同学会的成立给予肯定外，还对会名提出异议：你们都是南阳人，都有家，河南大学等校也都迁到南阳境内了，想上学可以上学，想做事可以找专员（朱玖莹）。有家住、有学上、有事干，怎么能算流亡呢？“流亡”二字不吉祥，应该删去。同学会几名骨干商议后，决定采纳别廷芳的建议，去掉“流亡”二字，改称宛属平津同学会。大会通过了会章草案，选举郭以青、袁宝华、张曜午、张剑工、陈玉玺、勇秀杰、乔毓秀等组成常务干事会，下设组织宣传、交际联络、总务三个股，袁宝华、张曜午、张剑工分别任股长。
同学会以南阳城为中心，在附近乡镇设立了瓦店、青台、赊镇和新野、唐河、南召等分会，从而吸引了大批青年投身其中。在同学会的影响和支持下，宛属妇女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南阳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浪潮。这当中，尤以宛属平津同学会所开展的活动引人注目。
同学会在南阳县民众教育馆创办了《救亡》周刊和《炮火》壁报，设立战局电讯、全民抗战、救亡通讯、时局述评等栏目，广大读者从刊物、壁报上介绍的平型关大捷等胜利消息中，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同学会在办刊办报的同时，还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他们经常深入城内各小学校和公共场合，教唱《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等歌曲。他们还深入农村，进行演唱。伴随着激昂动人的歌声，南阳人民的抗战救亡热情在滋生、高涨和爆发。同学会排演话剧，在城内巡回演出。一次，在大华剧院公演《放下你的鞭子》时，由乔毓秀饰演的卖唱女、张曜午饰演的卖唱老人、袁宝华饰演的青年工人形象逼真，情节动人，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全场一片哭泣之声。当卖唱老人拿起鞭子抽打因饥饿而发昏的卖唱女时，一位观众竟忘记是在看戏，冲上戏台，将卖唱老人手中的鞭子夺了过来，狠狠地甩在地上。当卖唱老人含泪向观众讲述东北沦陷后东三省民众遭受日军铁蹄践踏的惨状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顿时如雷灌耳般地在剧院响起。同学会正是通过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宣传，使南阳人民对日本侵略者产生了无比仇恨。很多热血青年，就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奔赴抗日前线。
为支援抗战前线，同学会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或深入城郊农村进行募捐。他们慷慨激昂的陈词，为抗战呐喊的正义之声，感染激发了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群众纷纷捐钱、捐物、捐粮。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南阳城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以同学会等团体为主举行了盛大集会。会后，人人手持标语牌和小旗，进行游行。同学们一边呼口号，一边高唱爱国歌曲。这次集会游行，震动了南阳城，不少市民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物送到同学会，捐献给抗日前线的健儿们。
12月，中共南阳特支在刘寺镇召开由各县代表参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会议，南阳县共发展民先队员250人。在我党领导下，抗日救亡团体同学会、南阳妇女抗敌后援会、东北妇女抗敌后援会、南阳青年话剧团、南阳儿童话剧团、南阳县抗日战地话剧团等迅速成立，其分支机构遍布城乡。
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纷纷开办农民夜校，招收青壮年农民 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我党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放》等刊物。创办墙报、油印小报，编写抗日三字经。组织抗日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马百计》、《一枚炸弹》、《张家店》、《血泪仇》等剧目。南阳县战地话剧团发展成员37人，持续活动一年半，共演出40余场。召开报告会、座谈会，控诉日军侵华暴行。城区各学校组织800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张贴“唤起民众、坚决抗日”等大幅标语，掀起了势如潮涌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儿童剧团赴洛阳演出时，受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的接见，并为之题词：“舞台就是战场，儿童也能打日本鬼子。”
1938年2月，中共南阳特支创办新知书店（同年秋改名为新生书店），经销《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革命书籍。中共豫南省委委员王阑西驻此领导南阳地区党的工作。新知书店成为豫西南共产党在南阳城内的主要活动场所和联络站。
3月，宛属平津同学会会员李柏、陈少景（均系中共党员）等作为南阳代表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代表会，推动了南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十、党加强对南阳县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8年秋，河南省省会开封沦陷后，河南省政府、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开封长途汽车站营业部分别迁驻南阳，中共南阳县委先后在这些机关分别建立起中共组织。还在南阳航空总站发展3名党员，转交省委领导。南阳县成为中共发展和培训党员的重要基地。
河南省主席程潜率部驻防洛阳，命省政府秘书二科科长谢逸如主持省政府工作。谢思想进步，其女儿谢翠辉、女婿宋绍良均系中共党员。谢接受我党倡议，资助开封儿童话剧团（是中共组织的抗日宣传团体）在南阳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责成南阳专员公署举办由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主要领导参加的抗日青年座谈会。
河南省邮政管理局迁驻南阳后，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发展该局副局长高耀亭加入中共，任中共南阳邮局支部书记。中共邮局支部发动职工义卖报纸，为抗日捐款；曾截获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秘密电报，掩护了革命力量。
中心县委在南阳县政府建立起中共支部，派共产党员栗和亭担任南阳县政警队队长，控制国民党地方武装，保护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安全。派中共党员张剑工担任一区（城区所在地）副区长，直接掌握国民党区级政权。这样，除南阳专署以外，南阳城区国民党所有机构均建立起中共组织，形成比较完备的抗日民主政权体系。
河南省省委员王阑西以新四军代表身份面见国民党13军军长张轸，与其达成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协议。张轸委任共产党推荐的进步人士任秘书，并支援我党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国民党CC派分子到处宣扬：中国抗战功臣，第一是蒋介石，第二是八路军。
1938年12月，豫西南地委书记李炳之派宣传委员姜宗仁进驻芳林酒精厂，领导宛东地区党的工作。年底，县境党组织已恢复发展到5个区委、1个中心支部、29个支部，有党员277人。
1939年1月25日，南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只见他气宇轩昂，儒雅打扮，机警地察看着周围的环境。他就是化名胡服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他肩负“发展华中”的战略使命，自陕北赴任竹沟，到达南阳，留宿于县城东关的交通旅馆（现新华东路北侧），通过地下交通站新生书店，指示河南省委代表王阑西和豫西南地委副书记郭以青汇报南阳党的工作，并对豫西南党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他提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灰色面目出现、搞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要方针，为南阳县党组织在恶劣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5月，日本侵略者发动第一次“新唐事变”。河南省委对豫西南地委作出把工作重点放在南阳以东地区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增设南（阳）唐（河）中心县委和南召中心县委，加强东部和北部的领导工作。南唐中心县委集中开展游击战争。
十一、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活动阵地——芳林酒精厂
1939年秋，刘寺区委根据邰士芳的提议，报请河南省委、豫西南地委批准，在刘寺南的龙泉寺建起芳林酒精厂（现天冠集团前身）。
说起南阳天冠集团，知道的人一定不少，但其前身芳林酒精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天冠集团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是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芳林酒精厂，历经艰苦创业、英勇斗争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主要交通干线被日军占领，运输停滞，油料奇缺。国民党河南省建设厅汽车管理处处长兼养路工程总队队长邰士林，多次向其弟、共产党员 邰士芳谈起公路运输因动力问题朝不保夕的形势。邰士芳决定创办酒精厂，支援抗战所急需的燃料，为开展党的工作提供经费和活动基地。邰士芳向中共刘寺区委汇报了创办酒精厂的意向，受到区委的重视和支持。在区委支持下，邰士芳置备了一个教学用蒸馏器，仿制一个代用锅炉，连续苦干，经上百次试验，掌握了简易条件下的酒精生产技术。
1939年10月，根据邰士芳提议，刘寺区委向中共豫西南地委报告酒精厂的筹建计划和将厂址选在龙泉寺（现龙泉寺学校）的原因：龙泉寺有11间空瓦房，60余亩地和一眼水质很好的井，可以减少建厂的费用；离刘寺近，刘寺党的基础好，便于保护和发展党的组织；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南阳、唐河、方城县城较远，近许（昌）南（阳）公路而不临路，便于开展活动。地委书记李炳之当即表态，同意刘寺区委意见，并作出重要指示：吸收农民党员进厂工作，进行教育和锻炼，加强农村党的骨干力量；筹集经费，支持党的工作，掩护党的组织，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抗日；通过邰士林的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掌握敌情。河南省委认真审查了刘寺区委的报告，详细考察了邰士林的个人情况，批准刘寺区委按计划建厂。
刘寺区委根据省、地委指示，克服重重困难，白手创业。区委动员邰士林拿出20年积蓄1万元银元，筹集社会资金2万元，解决了资金问题；邰士林疏通河南省第六区抗敌自卫军司令别廷芳，让国民党刘寺区区长协调解决龙泉寺的房舍和建厂用地；邰士芳对刘寺内和尚和附近群众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解决他们实际问题，落实了所需场地；安排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当地党员和一批思想比较进步的农民进厂工作。紧接着，邰士芳带领大家搭起帆布篷，用汽油桶当蒸馏器，从宝丰买来小锅炉，风餐露宿，日夜奋战，日产酒精100加仑。
邰士林受此鼓舞，毅然辞职返乡，帮助建厂。他向别廷芳和国民党南阳专员鲍庚介绍了酒精厂的创办情况及发展前景，无偿送给他们部分股份，并提议用别廷芳和邰士林的名字为酒精厂命名。别、鲍出于个人利益，欣然照准。别廷芳还同意以其部队名义成立护厂自卫队，既免除了厂内职工的兵役之苦，又为发展党的武装力量打下了基础。邰士林还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领取了国民党中央矿产登记部审查批准的《河南省芳林酒精厂营业证》，酒精厂成为注册企业。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酒精厂规模迅速扩大。为了更好地发挥酒精厂内共产党员的作用，经刘寺区委研究决定，成立酒精厂党支部，下设4个党小组，有党员31名。中共南（阳）唐（河）方（城）中心县委也由青台移至酒精厂，宣传委员姜宗仁以酒精厂技术员身份作掩护，直接驻厂领导酒精厂党的工作。南阳中心县委书记赵群一、组织干事曲振中也经常借酒精厂作掩护，指导宛东一带党的工作。
1940年6月，经省委书记刘子久批准，在县城东关成立南阳芳林酒精股份有限公司。它的主要任务，一是掩护共产党组织的建设与活动；二是利用邰士林的社会关系搞好统战工作；三是组织酒精生产与销售。到1941年，先后建成青台、源潭两个分厂和铁工厂，厂房扩大到200间，锅炉30多台，日产酒精3000加仑，酒精度达到55%。方圆百里的农村成为酒精厂的原料基地。1942年，南阳发生特大旱灾，酒精厂勉强维持最简单生产。1943年，形势好转。邰士芳等到西安、重庆学习塔式酒精生产技术。回来后，垒起一座土式酒精塔，日产量达1500斤。当年秋，从重庆买回一台锅炉，日产量达到3000斤，酒精度达到96%以上，芳林酒精厂逐渐成为豫西南一带颇具实力的企业。
芳林酒精厂党组织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机智灵活的斗争。1941年春，中统特务向国民党省党部密报邰士芳是共产党嫌疑分子。省党部派吕如前来调查。吕如让南阳民团副团总、军统特务刘鲁门协查。刘鲁门因和邰士林是拜把兄弟，便把情况透露给邰士林。邰士林利用刘鲁门，给吕如送礼担保，言明南阳党政要人在酒精厂有股份，国民党军政部常派人监视厂的生产和销售，讹诈是没有好处的；说邰士芳是共产党，是想法子讹诈酒精厂。邰士芳还邀请社会名流陪吕如吃饭，使吕如不敢轻视邰氏力量，吕如只与邰士芳谈次话就算了事。1943年1月，中共刘寺区委的宋万明等5名党员和1名进步青年被伏工团逮捕。经过刘寺区委多方面的工作和狱中党员的顽强斗争，3个月后，被逮捕党员和青年获得释放。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不肯 就此罢休，在叶县总部传讯邰士芳。邰士芳利用各种关系，向汤恩伯及其部属送4汽车酒精和礼品。汤恩伯对邰士林说：“传讯士芳是部下所为，让士芳来见我一面即可。”邰士芳兄弟到叶县汤的总部，受到热情接待。汤的心腹、八十五军副军长吴绍周因邰士芳曾为他代招200多人枪的兵，受到上司赞赏，对邰士芳敬佩之至，当得知邰士芳受汤传讯时，他当即表示：“一切由我周旋。”经吴绍周斡旋，汤恩伯不仅对邰士芳礼遇有加，还拨出5万元现金入股芳林酒精厂。
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南阳专属署相继建起懋业、晋豫酒精厂，控制酒精原料和供应计划，妄图挤垮芳林酒酒精厂。国民党中央军政部派员常驻芳林酒精厂，控制酒精调拨。在酒精畅销的战争紧张之际，其它厂家不愿提供廉价酒精，强令芳林酒精厂按计划调拨；在酒精销售欠佳时，又把年购销10万加仑酒精的合同擅自撕毁，与懋业酒精厂签订合同。芳林酒精股份有限公司闻讯后，立即同邰士芳、宋万明等共产党员一起研究决定：由邰士林出面，进行有理有利的说理斗争。发动全厂职工严把质量关，搞好酒精生产。邰士林与国民党中央军政部驻厂调拨员进行说理斗争，调拨员理屈词穷，被迫接受了芳林酒精厂提出的试用两厂酒精，以质量优劣签订合同的意见。经过试验，懋业酒精厂生产的酒精因质次价高而告败。调拨员被迫与芳林酒精厂签订了7万加仑的合同，斗争取得了胜利。
芳林酒精厂为党组织提供了活动基地，掩护了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豫西南地委书记李炳之等多次到厂指导工作。先后掩护姜宗仁、张静波、孙荣檄、刘西轩、马伯恭、郭金庆、尹长杰、尹怀春等革命干部。酒精厂支部还在张湾、张八桥、尹桥等地建立起党组织。南阳地区党组织撤退骨干时，酒精厂党组织接到了南唐方中心县委所属的长期隐蔽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了南阳党的工作。
酒精厂为南阳党组织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偿还刘寺支部活动借款2000元现洋，给上级党组织1400元伪币，提供当时奇缺的煤油2万斤、香油1200斤及大量布匹；购买长短枪160多条，子弹12万发；提供1万加仑的酒精款，购置武器。1947年11月，邰士芳兄弟将多年积存的3挺机枪、18支手枪、52支步枪、10万发子弹、17匹骡马、7辆自行车、1.6万斤食盐、3万斤小麦，全部捐赠给南阳独立营，还想方设法给上级党组织在酒精厂的活动、撤往延安避难的干部及疏散驻厂党员到外地、营救地下党员等提供了大量资金。
芳林酒精厂自卫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了极大贡献。以芳林酒精厂自卫队为主的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在刘寺周围数次夺取打击日伪军的胜利：在大石桥附近炸毁日军3辆满载炮弹的汽车，毙伤日军19名；协同唐河游击队全歼驻陈营的伪军，处决首恶分子10多人；支 援黄池陂击溃日伪军500多人；打击伪宛东招抚使孙正训；袭击伪军司令高俊卿；打死汉奸司令王爵之和投靠他的土匪；完成新四军解放桐柏前的侦察任务。1947年11月，以芳林酒精厂自卫队为骨干，组建南阳独立营。独立营与军分区、县大队武装相结合，经常在南阳县北部的柳庄、马庄、王庄、石桥和东北部的博望、刘寺等地活动，消灭敌人，保护解放区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1948年4月，南阳独立营编入第六军分区三十九团，参加了宛西、宛东战役，为南阳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
十二、建立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
1940年3月，中共南唐方中心县委机关迁驻芳林酒精厂。宣传委员姜宗仁以酒厂技术人员身份驻厂领导宛东地区党的工作，中心县委书记赵群一、组织干事曲振中驻酒精厂领导南唐方新邓诸县党的工作。11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到酒精厂指导豫西南地区党的工作。
1941年2月，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河南省党组织的电报，遂决定让留下来的党员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从4月到次年10月，中央组织部和中共河南省委先后4次派人到豫西南撤退干部。南唐方中心县委书记张静波、宣传部长姜宗仁将镇平、方城、南阳、邓县、内乡等县长期隐蔽党员的组织关系留在芳林酒精厂，并在该厂安置部分较“红”的党员，以合法职业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从此，芳林酒精厂开始以邰士芳为核心，以中共刘寺、余庄、青台、石桥、掘地坪等区委为依托，以单线联系的工作方法，在新四军五师和中共豫南（河南）工委直接领导下，领导豫西南地区中共党的工作。
1942年，蒋介石在西安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责成第一战区长官部迅速清剿伏牛山区共产党组织和军事力量。12月，国民党党政军伏牛山工作团（伏工团）从卢氏迁驻南阳县城，对共产党进行疯狂逮捕和镇压。先后在南阳县境逮捕共产党员 和进步人士近140人。南阳县党组织在与伏工团的艰苦斗争中，保护了党的活动基地，掩护了豫西南地区一批党员干部，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4年9月，日军第一次进犯南阳（南阳地处抗日后方）。中共刘寺区委以芳林酒精厂支队为基础，打出“新四军”旗号，号召地方部队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
1944年秋，中共刘寺区委派中共党员白清祥担任桥头乡副乡长兼乡队长，控制8个保800支枪的武装。
1945年2月14日，日军从方城进犯南阳。刘寺区委组织河南第六区抗敌自卫团酒精厂支队进行反击。
3月初，刘寺区委根据新四军五师和中共河南省工委关于“掌握抗日武装，以灰色面目出现，打入伪军内部，了解敌情，瓦解敌人”的指示，与余庄区委共同研究决定，成立宛东抗敌自卫总队，下属有芳林酒精厂直属大队、刘寺支部和余庄支部，装备用1万加仑酒精购买的大批武器弹药，打击了日伪宛东招抚使孙正训部，袭击了伪军司令高俊卿部，打死了汉奸司令王爵三和投靠伪军的土匪乔德安、王西庆等。利用统战关系，在自卫队基础上成立“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指挥部设在邰庄，邰士林任司令，共产党员刘尧庭任秘书长，实际领导人为共产党员孙荣檄，下属酒精厂、刘寺、典暴、桥头、余庄、桐河、柏树坟等9个支队、15个直属大队、共计2000余人，1500余条枪。
3月的一天下午，日军与皇协军数十人在刘寺休息，刘寺支队与之激战2个小时，缴获8支步枪、1把指挥刀、5身军服、2架子车军用物资。
4月，刘寺支队在吴湾西南的大石桥发动大石桥伏击战，炸毁日军3部汽车，3车炮弹，歼敌19名。刘寺支队无一伤亡。
十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距南阳城东南约50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回民寨，叫黄池陂（现属高庙乡）。50多年前，这个寨子有400来户人家。寨里有个自卫队，自卫队有车子炮1门，轻机枪1挺，罐炮60多门，长短枪200多支，土枪更多。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黄池陂村民，面对日伪军的侵犯，同仇敌忾，奋起抗击，血战竟日，两次溃敌，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颂歌。
1945年4月24日，天刚亮的时候，“轰隆”、“轰隆”两声炮响，惊动了黄池陂的全村人。接着，就听到有人喊：“茶庵来老日了，茶庵的老百姓跑老日了。”远远看见西南角3里远的茶庵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飞快地往寨外跑。
吃早饭的时候，大家心神不宁地边吃边议论。“日本鬼子敢不敢打咱寨？”“老日哪里不敢打！”“以往崔二蛋恁厉害，走到咱寨前还得跟咱打个招呼哩。”“泌阳团队带着国民党的官防来咱这里守寨，马寨主硬顶住不让，他们在东场里住一夜就回去了。”你一言，我一语，慌恐地猜测着事情的结果。
正说着，忽然放哨的自卫队员喊道：“鬼子来打咱寨了，几百个鬼子把咱寨围住了。”听到喊声，正在吃饭的放下了碗，没有吃饭的也不吃了。大家急急忙忙地拿起武器上了寨墙。只见约300名敌人分成三路，人人胳膊上缠着白毛巾，向黄池陂飞奔而来。一路占领寨南岗上和窑上两个制高点，架起机枪，疯狂地向寨内扫射；一路斜刺里直抵南寨门；一路把西寨门团团围住。守寨的自卫队员趁敌人立足未稳，便一齐开火，压制敌人。战斗越来越激烈，双方都动用了全部火力，竭力要把对方压倒。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南寨门，8名自卫队员受伤倒下，南寨门还击敌人的枪声顿时稀了下来。攻寨敌人向寨门步步逼近，自卫队员已经能看清对方了。忽然，有人说：“你们看，来的不是老日，全是些皇协军。”直到此时，大家才知道来的是伪军。“到底该咋办？”大家焦急地议论着退敌之策。自卫队长马林伍当机立断，亲自带领40名队员，以穿白上衣为记号，每人配备一支枪和一把刀，悄悄打开东寨门，绕到伪军身后，出其不意，一阵猛打猛冲。寨河口上的伪军机枪登时被打哑了。寨内队员和群众潮水般冲出寨门，扑向敌人。伪军腹背受敌，招架不住，溃不成军，争相逃命，4个跑得慢一点的，被追上来的群众生擒活拿了。
刚把伪军打退，大家还没来得及休息，忽然看见又一队人马到来，寨民和自卫队员顿时又紧张起来，各自拿起武器，准备继续战斗。等这100多人马走近，大家才看清楚是邰庄的游击队，赶紧出寨，把他们接到马振武的院子里。初战告捷，别提大家有多高兴。人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可是人们心里都明白：这事儿肯定还没完。
果然不出所料。快吃晚饭的时候，300多名伪军在前，200多名日本兵在后，悄悄地把黄池陂围了个水泄不通。日本鬼子架起迫击炮，一个劲儿地向寨内射击，寨内大部分炮楼都被炸塌了，只剩下制高点马焕章院子里的一座炮楼，炮楼旁边的一棵大椿树也给炮火轰倒了。敌人借着夜幕，依靠炮火作掩护，向寨内展开进攻。西边的敌人很快攻进了西寨门内的清真寺。守西寨门的自卫队用九节雷土炮炸塌清真寺门前的影壁墙，把敌人封锁在寺内，暂时缓解了局势。南寨门一带的寨墙全部被敌人用炮火轰倒。占据南门外民房的敌人近在咫尺，正在准备向寨内射击。各座民房内，敌人正在紧张地挖着向寨内射击的射击孔。日伪军疯狂地咒骂寨内群众，猖狂地叫嚣：“打进黄池陂，连个回子娃渣也不留！”形势十万火急。
正在这时，村民马凌云亲手杀掉维系一家人生计的耕牛，做成晚饭，挑到寨墙上，慰劳守寨人员。马凌云的大义之举，深深地感染了全村群众。住在寨外的群众连声向寨主马振武建议：“烧掉寨外的房子，保住全村要紧！”马振武听后觉得有道理，略加思索，便表示：“这个主意好！寨外房子，不管是瓦房还是草房，也不论是谁家的，只要烧掉，等打败敌人后，一律由全村负责盖成瓦房。”要烧房子，就要有人出寨点火。马富贵置生死于不顾，当即提出愿意当此重任。马振武深情地说：“只要黄池陂在，如果你死了，你的全家老少由全村养活。”话没说完，马富贵扭头就走，跨过寨墙，翻过铁丝网，跃过柘刺林，凫水渡过护寨河，连点几家房子。敌人发现房子被点着，赶忙出来救火。等马富贵回到寨上，火已经被敌人扑灭了。马富贵二话没说，拼着性命再次出寨点火。为了保证这次一举成功，马聚胜也舍命前往。他们在寨内炮火掩护下，用裹着棉花蘸了火药的扫帚，接连点了几家房子。真是天遂人愿，这时刮起了很大的东北风，火随风势，风助火威，霎时寨外火光冲天，亮如白昼。敌人被逼出房外，暴露在火光之中。寨内队员见火势奏效，精神陡然一振，各操家伙，一齐向敌人开火，步枪、火枪、手榴弹、土炮响得不停。寨内群众不分男女都赶来参战，就连平时不出门户的妇女法玉芳和胡秀英，也连续发射罐炮40多发。自卫队员和群众奋不顾身，越战越勇。土炮手马顺安被炸弹炸起的土块埋住，一被扒出来，连身上的土都顾不得拍一下，就去填药发炮。在东寨门作战的队员马玉林、法清林，边打边唱。大家战斗情绪越来越高，直把寨外打成一片火海。日伪军想往前挪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
半夜时分，邰庄游击队星夜驰援黄池陂，从敌人背后展开猛烈攻击。日伪军在前后夹击下，死伤惨重，再也不敢恋战，拖着死尸，架着伤员，狼狈逃窜。
黄池陂保卫战，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俘敌4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10余支、子弹1000余发、战马1匹，大获全胜。这次战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伪军的气焰，在南阳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4月24日，30多名日军带着机枪，步枪，押运着两牛车弹药进入玉皇庙街。宛南抗日游击队浴血奋战，队长许子和壮烈殉国，全歼日军，缴获其辎重，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5月初的一天中午，刘寺支部在围歼窜犯刘寺的日伪军时，遭遇300多名日军包围。他们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反击半日，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时，凭借地形熟悉，安全撤离战场。刘寺反击战毙伤日伪军10多人，获得了胜利。
6月，余庄第九支队在刘兴东（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袭击驻扎陈营的伪军毕德峰、小德娃。初战失利。陈营伪军更加嚣张，经常带领日军“扫荡”。余庄区委利用统战关系，在唐（河）桐（柏）泌（阳）国民兵团的接应下，包围陈营伪军，把他们全部缴械，将10多个罪大恶极的骨干分子就地处决，其余人员在教育后分别遣散。余庄支队还清除了汉冢附近日军的耳目。
第三纵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袭击许（昌）南（阳）公路上过往的日伪军军车，破坏日军通讯线路，围歼小股日军，智歼奸伪，打击土匪，使东至赊旗镇郊，西至盆窑、新店，南至青台、汉冢，北到博望、赵河这一广大区域，始终没有建立起日伪政权，甚至连小股日伪也不敢随意骚扰，成为名副其实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7月初，共产党员邰士芳、刘尧庭、马伯恭、孙荣檄等派王子英与新四军五师联系。王子英在孤山冲向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周庆鸣、政委夏忠武和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刘子久汇报南阳的情况，要求派人来领导这支武装。经研究后作出指示：一、抽调地方干部到新四军五师，壮大五师力量；二、侦察桐柏、阡陌两地日伪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情况，配合五师解放桐柏。根据五师和河南区委指示，先后向五师输送了孙荣檄、刘西轩、张晓初、李军泗、周星潮、霍同云等干部。派王子英对桐柏县平氏和阡陌两地进行侦察，配合五师顺利解放了桐柏。当南阳县共产党员根据第四军分区指示，侦察南阳情况，准备配合解放南阳时，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十四、南阳县是洒满烈士鲜血的热土
南阳县是一片光辉的热土，它孕育的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在刘宋营成立的豫西南第一个党支部，点燃了豫西南地区革命的星星之火，中共南阳支部领导的夜袭白秋税务局的武装起义，打响了豫西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第一枪，为豫西南地区党组织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指明了方向。中共南阳支部成员刘福僧发动攻占桐柏县城的武装暴动，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豫西南第一支工农红军。刘福僧奉命筹建中共泌阳县委、共青团泌阳县委、中共内乡马山口区委，把革命经验带到四面八方。该支部成员杨士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被国民党广东省主席作为共产党员“要犯”下令杀害。三十里屯共产党员闫嗣宗在唐河县革命存亡续绝之际，奉命出任唐河县委书记。魏士华、戴肇端分别奉命组建泌阳、邓县新县委，重新点燃了这些地区的革命烈火。南阳县委书记李德吾带30多人枪支援红九军，任混成旅旅长，为保卫鄂北根据地光荣负伤，在部署部队安全撤退后，杀身成仁。大中仓共产党员张树廉任新四军五师云梦抗敌指挥部指挥长，令云梦边区的日伪军闻风丧胆，被称之为“人头虎”。王庄共产党员王奉运任临鲁地委书记，为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十里屯共产党员闫寄超任中共武陟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战争。刘友三、刘福僧、郭以青长期领导豫西南党的工作，掀起了豫西南革命斗争的一个又一个高潮。黄台岗村共产党员许岳作为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领导南阳全区党的工作，在领导豫北工人运动中壮烈牺牲；他的弟弟、共产党员许岱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红军副军长，为开辟豫北苏区献出了宝贵生命。茶庵乡共产党员郑玉恒，出任红25军74师政委，率部与国民党浴血风奋战，英勇献身。南阳县为支援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输送了大批党员干部。仅1930年10月至1932年6月间，宛城辖区党组织就派出党员干部刘福僧、李德吾、戴肇端、郭以青等30多人，占同期南阳地区派出干部的近三分之一。他们或冲锋陷阵，血洒疆场，或身负重伤，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在南阳地区中共党史上，抗日战争前期的300页中，有南阳县55页，占了近四分之一。在中共中央编写的《人民英雄大典》中，南阳地区收录56人，而南阳县属共产党员就 占了9人。
南阳县不仅是豫西南共产党的摇篮，在较长时期内都是豫西南（鄂豫边）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中共唐河工作区中心县委、南阳中心县委、中共鄂豫边区特委、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中共豫鄂陕工委、豫西南地委曾在这里领导豫西南党的工作。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四望山起义领导人马尚德（杨靖宇）、曹家政，鄂北襄枣根据地游击队等到这里隐蔽或休整。新生书店、张鸿宾石印馆、八里岔等地下党联络站，是豫西南党组织内外联系的中枢。由我党创建和掌握的芳林酒精厂，从其成立起就是豫西南地区党的根据地，保护了姜宗仁、赵群一、刘尧庭、孙荣檄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在中共中央撤退河南干部后，酒精厂党 组织接管豫西南地委所属的长期隐蔽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了南阳党的工作。在南阳沦陷后，这里成为宛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
在土地革命时期，南阳县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粮食、抗押粮斗争，掀起兵运、学运高潮、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向红军输送干部和部队，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芳林酒精厂为党的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该厂生产的酒精来代替汽油，为抗敌部队提供了紧缺的能源材料，直接支援了抗日战争。我党掌握的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是抗战时期豫西南地区党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在河南省工委和新四军五师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稳定的敌后根据地，为新四军五师输送干部，搜集情报，机智灵活地痛歼日伪军，牵制日军力量，配合新四军五师解放桐柏，支援了新四军五师的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三纵队的骨干力量，先后被整编为豫陕鄂第六分区独立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旅39团，征宛西，战宛东，挥师江南，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8年3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对全省申报补划的革命老区乡镇进行了审批，宛城区瓦店镇、黄台岗镇、金华乡、溧河乡、官庄镇、新店乡、红泥湾镇、高庙乡、汉冢乡、茶庵乡等10个乡镇被省人民政府补划为革命老区乡镇（河南省民政厅豫民文[2008]42号）。